城市建設在本書所指的概念是城市公共建設，即建設對象的所有權或使用權是公有的。依據規模與功能，可以將公共工程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分類，我認為城市建設包括的具體內容是：公共建築：皇宮、官署、城牆、軍營（滿城）等作為國家機器，由政府全麵負責的建設工程;公共活動空間：寺觀祠廟、公館宗祠等提供城市各階層聯係紐帶的公共場所的建設;公共設施：包括學校、倉舍、排水渠道、水道、河流、道路、街道、橋梁等為城市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設施及機構。
（二）城市景觀概念的界定
“城市景觀”作為城市建設的對象，是城市空間與物質實體的外顯表現，是自然景觀與人工景觀的有機結合。如果說，城市建設是一個過程，一個建設城市的行動過程，而景觀則是建設後所呈現的結果，建設的成果包括：城牆、道路、官署、寺觀等等加上其中包容的社會生活，就成了人們可以看到的景觀，當時的人看到的鮮活的畫麵。
關於景觀的概念（Landscape），有許多不同的理解，而實際上，景觀概念本身也隨時代的發展而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Newton把景觀定義為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物體和空間的綜合，這一說法得到了普遍認同。而在中國，景觀自有其自身的語境，漢語中，“景觀”是“景”和“觀”的有機結合。“景”是客觀存在的景物，“觀”是觀察和觀賞的意思，是人們的主觀感受，是人們的心理活動同。如明清文士眼中的景觀，其外延是相當寬泛的，舉凡山水花木、風俗古跡，自然的、人文的、社會的，隻要有可賞之處，皆為人們遊覽之對象。1935年，《北京景觀》一書出版，“景觀”專門特指城市寺廟、園林、建築與古跡等。
本書中所使用的“景觀”概念更接近於這一詞義的中文語境。在當前的中文語境中，景觀偏重視覺的“景象”、“景物”等詞義，即包括客觀存在的景物，也包括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活動同。準確來說，景觀作為人用自己的感官所看到的圖像結果，這結果不僅是圖像客體本身，也包括當時當地的人的感情投射。對於城市景觀的研究者來說，城市景觀是一個係統，一個有機整體，城市景觀中的實體建築和空間要素都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它除了城市建設中形成的道路、建築、建築環境外，還包括其中生活的人，它不僅僅是物質形態的反映，也是當時當地人的思想行為的反映，它主要是一個生活空間的綜合體的概念。
因此，實際上城市“景觀”是城市建設的結果，它有時間性，有空間性，是當時當地的人所生活的場景。城市建設是一個過程，一個建設城市的行動過程，而景觀則是建設後城市呈現出的麵目，這建設的成果包括：城牆、道路、官署、寺觀等等加上其中包容的社會生活，就成為了人們視覺中的景觀，一幅包括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浮世繪。中國傳統城市景觀將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外在形式與深層的價值內核結合起來，通過對其的研究可以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全麵地把握中國人的生活風貌和文化心理。
三、研究內容與研究現狀
本書的研究內容包括明末清初動亂後城市的重新建設過程；在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景觀及景觀自身的變遷；從景觀建設的過程來觀察作為地方城市的成都在清代建設過程中所呈現的地域性及與全國的互動，城市社會重新建構的過程，城市空間的變遷，城市記憶的變遷。
我希望從城市景觀建設中關注以下幾方麵問題：城市不同的人群對景觀的認知與使用方式；國家意識如何在成都這一地方城市借著城市景觀建設而得到強化，成為城市重建中最初的文化認同？當地方文化發展起來後，地方士紳如何調適和營造自己的城市空間，強化本地地方文化認同？在明末清初後的地方城市中，曆經如此巨大的政治變動後，漢族社會如何記憶前朝曆史的？清統治者是如何麵對漢族社會的曆史記憶與民族認同的？新的城市傳統是如何融入舊記憶中的？移民社會是如何麵對本土化地方記憶與遺產的？它們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互動？
在我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中，關於城市建設、城市景觀的變遷、明末清初後的城市重建研究這一連串的概念，有不同學科的學者圍繞著這些領域，從不同的角度，運用各種理論方法，在各自領域內取得了豐碩而高質量的學術成果，為本書奠定了一定的起點。
（一）關於城市景觀建設的研究
城市景觀建設是指人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有意地改造自然環境，安排城市建築空間與物質環境，隨著城市飛速發展，城市景觀建設的曆史作為鮮活的、兼有精神與物質的文化遺產，早已經進入中國曆史學界的視野規劃建築學科對城市建設史的關注很早就開始了，成果豐富。因為本書以曆史學科的研究為主要討論範圍，關於建築規劃學科的研究將另文闡述。20世紀以來，城市景觀建設研究已積累了相當多的成就。近年來城市景觀建設研究有了新的發展，將中國城市生活方式的外在形式與深層的價值內核結合起來，全麵地把握中國城市曆史麵貌成為城市景觀建設研究的新方向，這一研究趨勢進一步開拓城市史研究的視野。
不同學科對城市建設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在規劃建築學科中，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1944年）中對包括清朝在內的曆朝曆代的城市建設都加以了介紹。對中國古代城市建設做了全方位的總結。此外，路易吉·戈佐拉的《鳳凰之家——中國建築文化的城市與住宅》總結了中國傳統城市營造與西方城市在理念上的差異。相關研究還有很多，都是從城市規劃的角度評析城市建設。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規劃學者專注於對近代規劃史和單體城市規劃建設史的研究，他們一致認為中國近代城市中的規劃與建設活動，大多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由於社會的製約，近代城市的規劃與建設工作要麼生硬地移植及搬用外國的規劃而中斷了優秀的規劃傳統，要麼個別地分散地進行，從而隻顧局部不顧整體；有的城市僅停留在粗糙的總體規劃階段這方麵的研究。從規劃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傳統城市在規劃和建設上長期保持著對傳統的延續性，變化相對西方要少得多，直到近代以來在外來影響及社會變革的作用下，城市規劃布局與建設才發生了一些變化。
1.傳統的城市建設史研究
20個世紀以來，城市建設史的傳統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麵：一方麵是從縱向時間上考察中國城市建設的內在規律性的宏觀研究；一方麵是對城市建設的對象進行微觀研究，包括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建設類型的城市建設研究。
在宏觀研究方麵，中國城市建設的普遍規律一直是研究的熱點。研究者普遍認為，在中國城市曆史中，城市在一次次的戰爭和王朝變更中被破壞，又在一次次城市重建中重複著原來的形態。盡管城市建設常遭到破壞，在物質形態的延續上出現斷裂，但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其文化的連續性從未改變。芮沃壽認為：“縱觀中國城市建設的漫長曆史，我們發現在城址選擇與城市規劃上，存在著一種古老而煩瑣的象征主義，在世事的滄桑變遷中卻始終不變地沿傳下來。”在中國城市建設的漫長曆史中始終不變地沿傳下來的除了導致城址選擇與城市規劃難以變更的宇宙觀外，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如城市功能，城鄉關係，城市的居民觀念，城市中的建築形態，人們對城市物質建設的態度等等。
一些研究者偏重於從縱向時間上考察城市空間演變的內在規律性，及城市建設與地理生態環境的關係。研究者致力於尋求中國古代城市在平麵布局上的共同特點，及城市形製的基本模式以及規劃思想。討論清代城市形態的還有章 生道《城治的形態與結構研究》、芮沃壽的《中國城市的宇宙論》，介紹了清代對以前城市地理空間結構安排的繼承及延續，並強調指出中國城市形態到清代已經定型規則化。
相比前麵一些學者致力於中國古代城市建設共性的研究，一些研究者更關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類型的城市建設的個性研究。城市建設是在特定的曆史和社會經濟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這種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建設中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一些學者對單體城市建設作了個案研究，涉及城市功能分區、布局與規劃，城市建設與環境等。有一些中青年學者利用新的研究模式研究不同時段的城市建設。還有一些研究者們將城市建設按不同建設對象劃分成不同類型進行研究。在這些分類研究中，上個世紀的早期研究主要以描述性的介紹為主。這些論述集中在對形態、功能的研究上。如在城牆研究上，研究集中在分析城牆在城市功能中的作用及其修建過程與方法。此外，在衙署、學宮、會館、孔廟、民居等分類研究上，也積累了大量細致豐富的研究成果。
2.城市建設史研究的新趨勢
近年來一些關於城市建設史的研究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這些研究對城市建設的關注從城市的修建、修葺或增損上，轉移到不同時期人們在城市物質外殼下的生活、人們對城市建設的觀念和看法、城市物質建設所承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社會階層的互動、城市建設所承載的社會意義。
在社會史研究框架下的城市建設研究，就是以城市社會生活作為建設的大背景，認為城市建設是城市生活的反映與結晶。
在城牆、官署、學宮等專題研究中可以看到近年來在社會史框架下研究者們在這一新的訴求下對物質外表下豐富的社會生活的探索。杜正貞對城牆的研究不同於以往的就事論事的研究方式，並不關注城牆的修葺和功能形態，而是以上海城牆的興廢為主線，更多地關注近代以來城市不同人群對它的觀念和看法，以建築所承載的象征意義的演變。劉鳳雲通過明清時期地方官衙的空間形態探討蘊含其中的物化的文化內涵，從中發掘官僚政治的某些特征之間的矛盾。她在另一篇文章 中對明清時期城市傳統裏坊製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等級與層次的人文社區進行了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觀察清代中國城市豐富細致的城市生活的機會。王日根通過對會館的研究，為我們考察明清時期國家和社會的互動關係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張忠民在《清代上海會館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務中的作用》一文中以清代上海的城市會館公所為研究對象，用了相當的筆墨探討了其與地方政府乃至清政府的關係。
3.國家與社會的視野下對城市建設史解讀
城市建設研究的另一趨勢是通過城市建設去探討地方社會的國家秩序。研究者們通過對城市建設對象的研究加深了國家與地域社會關係的理解，他們通過考察一些地方性景觀建設，來探討傳統中國社會如何通過文化思想控製來達到國家權力向地處邊緣的基層社會的滲透。劉誌偉在其《官方廟宇意義的轉換：赤灣天後廟的曆史》中，通過對一座在三角洲地區天後崇拜中居於中心地位的廟宇的解讀，分析中央王朝和地方曆史的變遷，包括地方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變化、王朝製度的演變。而趙世瑜則關注於北京城中非國家正祀的民間信仰為獲得國家的認同采取了哪些措施，以此探討國家權力與民間社會的互惠、互動關係。他在《東嶽廟故事：明清北京城市的信仰、組織和街區社會》中通過分析東嶽廟，指出國家祀典與民間信仰並不完全相斥，即使是國家正祀也必須有民眾的信仰活動作為基礎。王健的《地方神廟與明清江南市鎮生活》，從明清時代蘇州地方神廟與民眾日常生活的關係中分析中央政府在地方生活中的痕跡。鄧智華認為清代地方城市士紳進行一些地方建設活動，包括修寺廟、修祠堂、辦書院等一係列手段和方式，實際上也是地方文化的創造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在既有的正統文化體係中營造不同地域的規範，同時也努力將地方社會發展納入大傳統的軌道，努力為地方利益尋求有力之根據或提供合理之解釋。這實際上也在延續明代地方士紳的傳統王。
4.社會階層的互動：關於城市景觀建設主體的研究
在中國城市景觀建設中，不同階層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及其互動也是新的研究熱點。中國各個時期城市建設的參與者，及其力量分配與合作方式有著不同的變化。楊聯升曾指出，自宋以來，府縣政府手頭極少有充足的資金來進行大規模建設，明清地方工程的資金一般是靠“地方官紳和民眾合力”籌集的。雷·J.拉姆利進一步證明了這一觀點，而且尤為強調地方士紳在設計城市雛形及建設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當然城市建設與規劃中，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其權力，拉利姆指出，城市建設在規模、標準等方麵都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督。但是，清代地方紳士階層在城市建設的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國籍馬克·埃爾文通過觀察15世紀到20世紀初上海縣市鎮與水道的建設，從製度分析角度闡釋了這一觀點。瞿同祖指出州縣官在地方城市公共建設中的職責與義務，地方士紳則在公共工程、公共福利教育上積極參與，分擔州縣官的職責。此外，王恩重《近代上海紳商與閘北城區建設》、沈祖煒（《近代上海市政建設的資金來源》再一次強調了近代開埠後紳商在城市建設中的領導作用。劉正剛、許雲《康熙時期台灣學宮建設經費探析》以台灣為例，考察了作為國家教化標誌物的學宮建設的建設主體，認為清早期學宮建設由官員主持，經費隻能靠地方官員“捐俸”維持；後期官員逐步為士紳階層所代替，他認為這一過程顯示了台灣地方社會對國家教化象征的認同和趨附。梅爾清對清初城市建設的主體作了極為出色的詮釋，在考察了清初城市社會中精英文人對城市景觀重建的參與過程後，她認為清代早期的精英文人通過參與重建這些建築場所，成功地重建了基於共享的儒家標準的文化，也重建了士大夫的理想世界。田凱通過明末清初動蕩後地方城市的城市景觀建設過程，反映在朝代更替的城市重建中國家、地方、民眾各階層的整合過程，及城市地方傳統如何再生。
5.記憶與選擇：城市景觀建設的意義及作用的研究
城市景觀建設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意識對曆史、事件、地域文化、信仰進行有選擇地記錄，然後對這些記錄加以公認，並通過寺廟、祠宇、碑、堂等各種紀念設施的建造，構築公共空間，創造經過淘汰、強化、選擇的公共記憶。
近年來，在歐美和日本，重新發掘城市景觀意義的研究十分興盛，在各種研究中，法國“記憶的場所—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的研究最為重要，這項由130位學者參加的巨大的學術工程已編為七卷本出版。中國學者關於該主題的積累尚少，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還很多。王曉葵的研究是一個開創性的研究，通過對黃花崗和廣州革命烈士陵園的分析，試圖揭示在陵園景觀形成過程中革命政黨、政治權力、地域社會、個人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李恭忠對中山陵的研究同樣新穎，以往對中山陵的研究多著眼於建築群本身，對於背後的政治內涵少有深入研究，該文以中山陵開放的紀念性為切入口，分析其背後兩黨政治的特點與社會背景的變化。這些研究從建築同政治文化的關係入手，結合建築中的行為與儀式方麵的研究，從另一個側麵作一新的探討，打開了中國政治文化史與物質文化史研究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