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通過景觀的被使用情況研究城市社會是如何麵對本土化地方記憶與遺產的？我們通過研究各個時期詩詞文獻中城市象征的變化，來分析清初士人如何通過地方性語彙重建地方傳統聯係，清代成都標誌性景觀與城市人文傳統的密切聯係；清代成都新的城市傳統是如何融入舊的記憶中的。
一、清初城市意象：想象中的重建
17世紀和18世紀，麵對一片廢墟的城市，文人們借景抒情，描寫他們記憶中的城市，抒發自己的感情。對於戰後回到城市的地方士紳來說，這座被毀壞的古老城市應該按照它原有的印象和外貌進行重建，對於該城居民而言意味著新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是舊秩序的延續，並希望城市保持或恢複原有的形狀與景物。因此，戰後回到城市的文人，通過對消逝破敗的城市景觀的憑吊，一方麵表達對故國的惆悵惋惜，一方麵通過城市象征的描述在精神上重建城市。
清初王抃在其詩《送友還蜀中》中提到成都王抃字懌民，又字鶴尹，進士，江蘇太倉人。“錦城花落人更愁，杜宇啼殘灩澦春。武侯廟下苔如繡，先主祠前草似茵。君不見遼東華表歸來鶴，城郭人民盡非昨”。城市的蕭條在詩中具象化為景觀的破敗。
餘榀在康熙初年見到昔日作為成都象征的舊景物，如浣花草堂、青羊宮、石犀、蜀王宮、萬裏橋等都堙沒在荒草中，甚為感慨。
呂潛在詩中記錄戰後的成都“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豺蹲。楊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馥馥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尚共銅駝臥草根。”他在亂後城市中尋找的城市象征是蜀王宮、摩訶池、支機。戰後拒不出仕的劉道開（1601-1681），在《亂後至成都》一詩中同樣提到了錦城、杜宇、蜀王宮、支機石。
城市擁有眾多的共享的曆史記憶和文化符碼，但人們會因為個人的特殊際遇和性情，常常選擇記憶組群中某一組符碼或人物來投射自己的情感。鬱鬱不得誌的遺民、悵懷過去的文人官員特別偏好杜甫草堂、支機石的傳說，明藩王府的殘跡、杜宇的故事、武侯祠等，遺跡所蘊含的荒涼、滄桑之感，正反映了明清易代後的物是人非，以及對盛世的疏離。
李以寧，營山人，康熙甲子舉人，官廣東西寧縣知縣。他三藩之亂後回到蕭條的成都，寫下了《錦城篇》：
我聞錦城好，駕言錦城道，錦城萬堞含秋雲，錦城四野迷荒草。
由來天府帝王都，西陲陸海真名區，文翁政教傳風雅，武侯將相開雄圖。
繁華不數晉唐代，詞賦偏工揚馬徒，七橋九陌橫煙霧，風光綺麗忘朝暮。
江瀆神從帝女留，支機石自天河度，豔陽三月冶遊天，香車寶馬爭駢闐。
垂簾卜肆高人隱，貰酒壚頭少婦妍，王孫玉勒馳飛鞚，青樓暗結鴛鴦夢。
花卿絲管入雲流，名姬舞袖隨風動，藕履輕飄荔子裙，金釵小集桐花鳳。
風流占盡比宮闈，金粉南朝未足奇，王衍太妃誇國色，李珣小妹冠昭儀。
堪憐天子十眉畫，更唱夫人百首詞，別有閑情開水殿，青娥皓齒娛清宴。
水肌避暑摩訶池，綃衣待月言華苑，近來風景劇堪誇，奕葉賢良帝子家。
自是宗藩盟帶礪，詎將卓鄭擬豪奢，畫棟飛甍連戚裏，歌舞樓台讓朱邸。
三百年來恩寵多，一朝世變荊榛起，行人莫問浣花溪，草堂榿樹晚淒迷。
金雁橋邊猶有雁，碧雞坊下己無雞，隻今驛路惟烽堠，天寒何處偎紅袖。
粉牆夜穴魚燈微，青鬆日減龍鱗覆。尚憶華陽集古今，誰從益部傳耆。
物換星移春複秋，棘闈深鎖故宮愁，闌珊此日三千士，窈窕當時十二樓。
漏聲頗似銅壺閣，月影空懸石鏡秋，已矣哉，歸去來。
久無金馬祀，莫問石經台，井絡文星猶照耀，天彭玉壘自崔嵬。
行客不堪聽杜宇，年年啼血為誰哀。
在這首長詩中，作者描述了古代成都的興盛與繁華，“由來天府帝王都，西陲陸海真名區，文翁政教傳風雅，武侯將相開雄圖”。然而，經過明末清初的戰亂，成都“一朝世變荊榛起，行人莫問浣花溪，草堂榿樹晚淒迷，金雁橋邊猶有雁，碧雞坊下己無雞，隻今驛路惟烽堠”。昔日的帝王之都變成了邊野山陲的荒涼，浣花溪、草堂、蜀王宮、十二樓、銅壺閣等城市名景都在這轉換中湮沒。
這些清初文人通過描述成都城市曾經得到過的並被廣泛認同的各種文化符號，聯想和再現昔日城市的形象，強調這些景點建築對城市的永恒意義。景觀中傳承的人文傳統、曆史傳說中的文化與價值可以穿越不同的朝代生存下來，可能會彌合了易代戰爭中城市與民眾在戰爭中所受到的創傷。文人們就這樣在真正重建城市之前，先在心理上、思想上、文化上再建了城市，通過豐富的想象與記憶，描述過去的記憶經曆，並通過去選擇性的記憶，挑選希望城市繼續存留的部分進行濃描重抹，在這些可能是無意識的選擇與挑選中，文人精英們在精神上再創造了城市。
二、城市被感知的方式：城市人文傳統與城市景觀的聯係
景觀的記錄與傳承常與詩文、曆史人物等城市人文傳統相聯係，景觀的這種存在方式正是成都城市被感知、被觸摸、被記憶的方式。
在我們所收集的景觀資料記錄中，前人和清人在描述名勝景點時經常利用詩文、地方誌收錄古跡，記載城市象征的主要標準也是文本的記載，而不是物質實體。一條似是而非的文字材料可能是古跡的證據，“所以景點與其說是以構築物形式存在的，不如說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它在文字中的生存似乎更真實，更受人重視，更能決定它的命運”。
從筆者整理出來的唐代以來的成都景觀資料中可以看到，曆史上成都圍繞著一些特定曆史人物、曆史事件、地方傳說形成了各種景觀，這些景觀常常作為祠祀和娛樂場所，在滿足文人學士精神和旅遊需要的同時，成為成都城市的象征，成功地將城市與其曆史和傳統聯係在一起。
筆者收集了漢代以來23次以成都為題詠主題的詩詞遊記，統計了出現頻率最高的5種景觀元素，分別為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嚴君平與支機石、蜀漢君臣（諸葛劉備）、揚雄、金馬碧雞，相對較多的還有杜甫、杜宇、萬裏橋、錦江。這些景觀大部分以城市人文傳統為主題，有曆史名人、古代祀典、傳說故事。
而清代以來景觀元素出現頻率最高的分別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嚴君平、金馬碧雞、揚雄、薛濤。
其中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在城市景觀中出現頻率最高，有二十次之多。司馬相如是漢代成都人，善屬文，仕宦為郎，歸蜀與富人卓王孫相識，相如以琴音打動其正在守寡的女兒卓文君，文君不顧禮教與司馬相如私奔，同歸成都。文君為家計當壚賣酒，其父恥之，分與僮百人、錢百萬，相如文君在成都買田宅，置亭榭為鼓琴雅地。後相如以美文見知於漢武帝，受重用，屢遷至中郎將。曾衣錦歸鄉，駟馬為駕，其所過橋稱駟馬橋。自漢代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其事以來，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陸遊、湯顯祖等名家均有詩詠頌其事。由宋至清，以其事編成戲劇者達五十餘出。他們的浪漫故事豐富多彩，是中國古代典型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且司馬相如在曆史上的影響及對四川文化的貢獻使其事跡在成都城市中曆代相傳，並衍生出諸如相如撫琴的琴台、文君當街賣酒的酒壚、相如故宅、相如返鄉的駟馬橋等多種景觀，直到清代，他們仍然是城市景觀中最常出現的主題，共有8次。相如琴台到乾隆年間仍是“成都八景”之一相如琴台並不存在，其所在高地實際上為前蜀王建之永陵，現為永陵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