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元素中出現頻率第二多的是嚴君平，漢代成都人，不慕榮利、操守謹嚴，以卜筮為業，假蓍龜以教人。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戶門下講學自娛，曾為揚雄師。嚴君平在成都曆代極受敬愛，曆久不衰，後被點綴為神仙式人物，將其與成都早已存在的支機石聯係在一起，“成都有一石，人傳嚴君平所辨星石”，於是置於嚴君平卜肆之址嚴真觀。嚴君平卜肆之址與支機石也成為成都的重要象征之一，直到清代仍然是城市主要景觀。
第三是蜀漢君臣，劉備諸葛的君臣故事，諸葛更是城市中屢代不衰的傳說，武侯祠、諸葛廟、諸葛故宅等景觀從漢代起一直是成都知名古跡。
第四是揚雄，字子雲，漢代成都人，文采出眾，出仕侍從漢成帝祭祀遊獵，後遷為給事黃門。其賦文名滿天下，流傳至今，與其相關的景觀有著書所用的墨池，及草玄亭，其住宅為子雲宅，後為成都縣署。
第五是金馬碧雞的傳說，金馬、碧雞是蜀中特有的地方神靈，漢唐明清，成都一直有金馬、碧雞之坊名以記之。在宋代之前建有金馬碧雞祠。宋時賜名昭應廟，清初毀廢後，乾隆年間重建。
清代乾隆年間，成都孝廉向熙敏擬有成都八景，分別為“青羊春市”、“威鳳秋獵”、“花溪涼蔭”、“草堂雪梅”、“昭覺曉鍾”、“琴台夕照”、“蓉城雲錦”、“墨池夜月”成都八景中的景觀分別是青羊宮、學射山、浣花溪、草堂、昭覺寺、琴台、城牆芙蓉、墨池。成都八景裏的曆史繼承性很強，大多是前代勝景，而且在詩歌中，所有景觀都與曆史人文傳統有關。清代以來，這些景觀的重建也有助於當地居民和官員創造出一種跨越時間的文化象征。正如stephenOwen所指出的，“一個好故事，人的傳說或城市的圖像，將會比事實活得更長”，故事中傳承的人文傳統，文化與價值曆經不同的朝代鏈接了城市完整的地方文化。
當然，以人物、傳說為主題，並用詩文的手法記錄的景觀更多地承載的是其需要傳承的文化觀、價值觀，而景觀在地理位置及曆史事實中的真實與準確往往為人所忽略。在城市建設中，虛構杜撰的曆史往往喚起了更多的聯想，使人們附會創造出一些景觀，而真實存在的景致則漸漸消逝。如前述清代成都八景中的琴台所在地，實際上為前蜀王建墓，而琴台真正所在地為城西金花寺附近相如宅側，但早已為人所遺忘。而與揚雄有關的墨池、草玄亭亦非真實景觀，揚雄成年後居於長安，舊址難考，而城北的揚雄宅實際上是南齊僧人“慕雄名而建院”。而支機石廟也同樣是人們根據虛構的故事創造的景觀。
但是，對清代成都人來說，城市在經曆了破壞毀滅、朝代更替之後，能夠流傳下來的隻有這些關於城市和城市中的人的曆史、傳說故事，以及地方信仰。對城市而言，建築實體的消失隻意味著政權的幻滅、時間的流逝；而那些象征著城市精神的文化與價值才是城市賴以傳承的薪火。城市景觀的這種傳承方式實際上代表的是對文化永恒性的追求，它所形成的城市地方性語彙，構築了城市共同體的核心。
三、城市的地方性語彙：清代成都不同時期的景觀記憶
每個時代具有不同的時代精神，而這些時代精神表現在人造和人類改造的景觀之上，並積澱成一種語言，即城市的地方性語彙，因此，不同時代人們，對景觀的解讀方式不同，對景觀的記憶內容也不同。
向日升向日昇，康熙三十五年舉人，任陝西韓城縣知縣，成都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舉人，曾在康熙初年作《賦成都景物》。向日升通過地方性語彙重建地方傳統聯係，成都標誌性景觀與人文傳統密切相聯係。賦中提到萬裏橋、諸葛亮、百花潭、杜甫、支機石、蜀古史、李冰誓水石、青羊宮與道家傳統、鳳凰山靈芝傳說、琴台與司馬相如、武擔山鏡塚、嚴君平賣卜、卓文君賣酒、籌邊樓、濯錦城、竹子、杜宇的傳說、薛濤箋、碧雞坊、明末清初成都的災難以及成都自然景色和特產：郫縣酒，岷江雪，犀浦梅子，海棠。向日升通過這一串豐富的成都城市地方性語彙重建地方傳統。
17-18世紀，成都仍在重建過程中，政治不穩定，經濟困難，文人學士和官僚士大夫們在城市傳統景觀中以文會友、宴賞、進行社交活動，正是暗示著他們對共同文化遺產的聯係繼承，或是緬懷前朝物事，或是創作懷舊詩歌。雖然他們在戰爭中有不同的經曆，有不同的身份和政治立場，但對往事的懷念和王朝更迭、政事變遷帶來的惶惑使他們在景觀中有共同的審美意向。即使是清朝官員的詩文也會對戰後受傷的城市留有悲傷的記憶，這些共同的表達方式跨越了政治的界限。
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康熙十一年（1672）典四川鄉試，成都戰後清冷的城市風光令他印象深刻：“萬裏橋邊去，還多吊古情。人煙過蠶市，新月上龜城。寂曆更漏發，蕭條鱗甲生。回來草堂路，修竹水蕪平。”康熙十一年與王士禎同典蜀試的鄭日奎在其詩《登錦城南樓》中對成都的曆史遺跡了如指掌：“危樓高峙錦江邊，遠客登臨旅思牽。載酒難尋楊子宅，題詩空憶薛濤箋。霸圖跡巳湮金馬，古帝魂猶泣杜鵑。更莫臨風懷往事，一時煙雨正淒然。”
雍正元年（1723），當時在成都任華陽縣令的劉乃大描寫了成都浣花溪的美景：“農者星布，漁者梭織，梧竹森秀，阪陀疏遠，一幅輞川圖畫也。”漁者舉網得二銅具，疑為杜甫之印章 ，上刻“流寓西南”四字。作者回憶杜甫當年“幹戈擾攘而之梓之夔之涪，厄於水火人事者”，其激烈感慨貫於金石，感歎其“所曆之境，所遇之時，顛沛流離當複何似餘。千載後得其故物，如親見所曆所遇，能不興感”。有與杜甫相似的經曆——戰爭中的顛簸流離，流寓成都，身為縣令的劉乃大與杜甫產生了共鳴，並希望“雖然少陵不朽矣，餘獲少陵故物天殆以少陵之不朽，以不朽於予乎”。
劉乃大置身於杜甫在這座城市曾經生活的場所，見到了偉人留下的“故物”，尋找著了與偉人的共同之處。在景觀中的自我指示、自我參照使劉乃大找到了自己在傳承文化共同體所擁有的“不朽”價值中的作用。他筆下雍正年間的成都浣花溪景觀，一片田園美景。隻有杜甫喚起人們對遙遠戰亂的回憶，漁夫的櫓槳與溪水聲勾起了他們淡淡傷感。戰爭己遠離，城市在恢複。
而到乾隆年，成都已恢複了往日的繁榮，成都景觀所構成的地方性語彙更加完整地出現在李調元筆下的《成都雜詩》中，成都仍是花木鬱鬱，雨氣繚繞，鳥聲囂囂的城市，有萬裏橋，漢代金馬坊，相如宅，琴台文君，薛濤墓，有揚雄墨池，有君平賣卜及支機石往事，當然也有籌邊樓、李雄割據的往事帶來的戰爭氣氛（當時四川遇白蓮教戰亂）。成都景觀在繁華中的延續是城市恢複的象征。這些名勝景觀的傳承起到重塑城市形象、塑造地方文化、增加地方凝聚力的作用，這對於一個移民城市非常重要：在參與城市文化重建的過程，參與者自身也成為這文化的一部分，找到地方認同感。
乾隆末年及嘉慶年間，成都景觀成為“安全的所在”。成都城在白蓮教起義中成為避風港，許多受波及的鄉居士紳避亂至成都。劉全祿，羅江貢生，自遂寧奉母攜女赴成都，以避匪亂。他筆下的成都是：“眼明城郭枕江開，嘉樹青蔥絕點埃，小市人家饒水竹，長橋燈火見樓台，山從井絡去中盡……從此稻花香影裏，未妨高枕臥煙蘿。”孫澍，郫縣人，綦江縣教諭，移寓成都，“偶然來市井，借此作山林”。他們筆下安樂平和的成都景觀正是他們心中理想的安全居所。
在展示景觀與人的行為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在城市恢複過程中，人們在景觀中對城市不同的感知。人們對景觀的記憶可以折射出當時城市社會心態及城市狀況，正是人們在景觀中對城市豐富感知，才使我們得以複原當時的社會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