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侯祠的多次修複中，1672年的重建值得關注。這次完全由官員主持的建設活動反映了清初的價值觀和朝廷官員的立場。康熙十年（1671）至十一年（1672）重建工程的發起官員有：總督蔡毓榮、巡撫羅森、布政使金俊、按察使宋可發等。以上諸人中，對此事最熱心的是按察使宋可發，他在《重修忠武祠碑記》曾談到其原因，夢見武侯托夢於他，他說：“侯殆以祠事屬我乎，名賢勝跡坐視堙廢，觀察之義何居!毅然謀所以複之。”
宋可發的事例可以說明一個外來官員熱心參與武侯祠維修之事的原委。依宋氏本人所說，他主持此次維修事出有因：諸葛在夢中“殆以祠事屬我”，是為人情；作為觀察之職，不能讓“名賢勝跡坐視堙廢”，是為義務。而宋氏得到了最好的結果。趙吉士在其《寄園寄所寄》裏記載有一段傳說：謂宋取土築牆時得石如古磚，上書：“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複臥”，下書“千一出”。四句之前三句隱含“清康宋”三字。此傳說表明，諸葛亮預知千年後，清代康熙朝有宋可發者會為其修其廟。在當時的城市社會留下這種名聲的好處不言自明的。
按察使宋可發發起的維修事業，得到了前來巡視的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四川巡撫羅森的支持，於是在這些官員捐款的基礎上，開始了這次全麵重建武侯祠之舉。這次維修從1671年9月持續至1672年5月，因工程浩大，幫助宋可發完成其事者，還有提督鄭文煥、布政使金雋、學使張含輝。
可見這次維修所發動的地方官員，從上到下，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地方大吏。而維修的規模也不同凡響，因明末昭烈廟毀於火，這一次的修建是全部重建。不僅整個祠廟整修一新，還改變了祠廟的格局，其中的改變也可以看出維修的主持者——地方官員的良苦用心。
明代武侯祠在明蜀王朱椿整修陵廟時更改了諸葛亮祀位依伴劉備的格局，以禮製之由將諸葛亮祀位置於劉備廟東廡，張飛、關羽列西廡，以合君臣一體之宜。清初宋可發們作為封疆吏臣們的維修與明代藩王持有不同的立場，他們要給諸葛亮以特殊的地位，和偏安一隅的漢昭烈帝一樣擁有專祠，但又要表現出不敢僭越的忠臣情。因此，他們為諸葛亮新修專祠，但位於昭烈殿後，劉備的昭烈殿比武侯殿台基高，裝飾等級也高。昭烈殿內，劉備像在正中，其孫北地王劉諶像在備像東側稍後。昭烈殿東偏殿祀關羽及其衛將周倉、義子關平、管糧都督趙累，東廡祀龐統、蔣琬、費葦、董允、法正、劉巴、陳震、秦宓、許靖、呂凱；西偏殿並未祀張飛，因為張飛與被朝廷敕封為“在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的關羽並不匹配，於是西偏殿隻好被空置。西廡祀張飛、趙雲、馬超、黃忠、向寵、廖化、鄧芝、傅金、薑維、張嶷、張苞、李彪、張虎。
在人物塑像的排列中，本次維修以職位和功勞為標準安排人物秩序，更現實化、功利化。三國人物中，職高位重或立下大勞的蜀漢人物更受關注，而對忠貞事一主的道德要求相對寬鬆，所以曾身事二主的法正、李虎等人也位列其中。以上種種清初地方官員的價值觀均投射其中。
（二）城市士紳與武侯祠
道光二十九年（1849），成都著名士紳劉沅主持了武侯祠的培修和調整。這次維修同樣值得關注。劉沅（1767~1855），四川雙流人，曾官國子監典簿，旋淡於仕宦，棄官奉母歸裏，嘉慶二十年（1807）遷成都淳化街，設館講學四十年，門人滿天下，被譽為“塾師之雄”。前後著弟子籍者，競達數千人。其中“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而“名播鄉曲者指不勝屈”。其所著《明良誌略》，詳細介紹了這次修建。劉沅主持的這次調整中，在兩廊北首向北擴建了一間，使兩廊建築與劉備相接，使劉備殿前的建築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四合院，同時對塑像也做了一些重大調整。
劉沅作為地方精英，有著與官方不同的立場，在這次修複活動中，可以看出他所代表的清中葉以後地方社會士紳的力量和城市社會的一些變化。
其一，維修執行儒家忠誠的標準更加嚴格。道光年間，士人對忠誠的定義與清初已不一樣，不是對國家貢獻越大越忠誠，而是以嚴苛的仁義道德標尺來衡量人物。因此，在雕塑群去掉法正等雖位高權重但身事二主、不符合純正儒家道德規範的人物。
其二，維修更加關注秩序化。劉沅在雕塑調整中，劉沅曾打算將東廊全塑為文臣，西廊全塑為武臣，並將文武兩廊塑像的排列位次從清康熙時的以中部為尊，改為以北首為尊，並將兩廊向北擴張與中殿聯成一片。隨著清中葉中央集權更加深入化，君尊臣卑的等級秩序受到嚴格遵循。乾隆年間，城市逐漸恢複穩定後，禮製秩序作為穩定政權與社會的工具，反映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包括景觀。
其三，維修更注重地方化。劉沅在雕塑群中增加了許多四川土著如秦宓、楊洪、程畿、馬忠、張嶷等四川人，以及三國時治理蜀國有功的地方官；並且關注如張南、馮習、馬良等小人物。劉沅作本地士紳，關注地方小人物，對景觀地方化更為重視，通過對景觀的改造增強了四川本地的凝聚力。
其四，維修中更注重利用民俗文化，增加景觀豐富性。成都在清中葉後日漸繁盛，民俗文化發展起來，人們在民俗文化中形成了與官方不同的價值觀，如在成都流行的戲劇《殺家告廟》中創造的戲劇人物劉備之子北地王劉諶作為忠義人物出現在這次維修中。另外，當年史書中對這些蜀漢人物外貌特點很少描述，劉沅在雕塑改造中利用民間戲劇中的形象塑造人物，如趙雲，廖化，龐統等人的塑像基本上是由文學作品和戲劇舞台上的形象而來，服裝也基本是明清時期的戲妝。
其五，修建更注重名景名勝的對外展示，劉沅在調整兩廊塑像時，每一尊塑像前都刻有一通小碑，介紹這位蜀漢曆史人物的生平事跡，還在塑像座墀後繪有水墨壁畫，為遊人參觀提供方便。以往的武侯祠沒有文字簡介，景觀隻是為熟知景觀知識背景的文人士大夫服務的，而此後景觀不再隻是自我賞鑒的對象，而是更多地考慮遊客，尤其是進入景觀的普通民眾的感受。
從兩次維修的對比可以看到，城市景觀扮演的角色隨著城市社會的發展在發生變化，在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及價值方麵，早期城市景觀扮演的角色趨於保守，更多地被國家意識形態所操縱，其功能主要在整合社會，淡化各階層之間的衝突，調整國家政權與社會的關係。隨著城市社會的恢複、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中後期這一具體時間因不同地區城市恢複的快慢而不同，在江南乾隆年間，城市景觀的建設己由士紳商人們主宰，但在四川的城市，這一時間要推持許多，城市士紳參與到景觀建設中，景觀一方麵仍然保持著對傳統儒家價值觀念為首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尊崇，另一方麵，相比於清前期景觀建設，後期的城市景觀建設開始摻入不少一般百姓所接受的通俗信仰，如三國傳說、地方傳統之類，增加了更多地方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