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武侯祠為例
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人從景觀中接受和理解的信息不同，因為人是社會的人，人的價值觀、文化觀、審美觀都與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這決定了不同時代人們看待、使用景觀的態度和方法不同。城市人文景觀似乎是城市生活的一個舞台，不同的人群、力量——國家、官吏、地方士紳、市民在不同時期的城市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此消彼長中，城市在變化發展，景觀的角色與目的也發生了變化。我們可以從武侯祠由“名賢勝跡”變成“人間會客場”的過程看到清代成都城市重建的軌跡康熙十年（1671）四川按察使宋可發在《重修忠武祠碑記》提到武侯祠重修的原因時說到：“名賢勝跡坐視堙廢，觀察之義何居!”。武侯祠作為聖賢專祠，在清前期隻是國家教化、文人雅聚、道士清修之所，到19世紀初的成都，武侯祠已成為繁華忙碌、人聲鼎沸的“人間會客場”。17世紀到19世紀城市景觀的變遷清晰地投影在武侯祠的發展上。應該說，當民眾開始成為城市景觀的主角之時，城市的重建才真正結束。
早在清代之前，武侯祠在成都城市記憶中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早已成為成都城市形象的象征之一明代楊慎在《全蜀藝文誌》中所編輯的十五首關於成都的詩詠歌賦裏，其中有五首明確地提到武侯諸葛亮及祠廟，是出現頻律最高的題材。武候祠之名來自諸葛亮（181-234），他諡號忠武候，紀念他的祠廟稱武侯祠。唐代之前，武侯祠、惠陵、昭烈廟三個景點合一，人們把它們統一稱作武侯祠。諸葛亮與劉備的故事漢末以來深入人心，在史書中，劉備慧眼識英，而他成就蜀漢帝業也得力於諸葛的智慧和忠心耿耿，這段君臣相得的故事是封建統治的核心——儒家忠義思想的最好範本。這一切為這個名勝景觀注入長久不衰的活力，使武侯祠始終是曆代官方政權庇護下的景觀，唐代以朝廷的名義，首次把諸葛亮作為忠臣，並列入每年春秋必須祭祀的範圍，成為三國人物中唯一列祀的。見《舊唐書·玄宗下》，《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卷二八四，“名宦鄉賢祀典部”。甚至化為封建大一統政權的思想護身。因此，這處景點早已不再是簡單的地方性紀念景觀，而成為全國性景觀。
一、教養民眾：國家意誌與清代早期的武侯祠重建
在滿人統治的清代，武侯祠地位更為顯赫，在清代，武侯祠前後得到了七次重建或維修。成都武侯祠的修建過程伴隨著城市恢複發展的過程。武侯祠在清代的修複從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修建了三絕碑碑亭和惠陵牌坊開始，隨後康熙十至十一年（1671-1672）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四川巡撫羅森、四川布政使金俊、四川按察使宋可發全麵修複武侯祠，乾隆三十年，曾對武侯祠中的惠陵及其殿宇進行過一次較大的維修。乾隆五十三年，成都縣丞黃銑等，具體負責了對惠陵和漢昭烈廟的維修，《重修工程批劄》中提到：“每年責令地方防護，年終彙摺報部核奏。”可見武侯祠的維修己在此時提上了政府的工作議程，因此也日益受到重視。道光五年（1825），省屬各大衙門官員率屬吏捐資修建了惠陵圍牆。
作為異族入侵的清統治者，麵對明末社會思想的動蕩，從統治伊始就以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為圭臬，在從順治到乾隆一直努力推行的教化中，來自傳統思想的忠孝節義一直是文化政策中的重要內容。清廷通過全麵倡導忠義，樹立了清朝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因此，清政府給予了忠臣諸葛亮以崇高的地位《清史稿·禮誌三·吉禮三》“曆代帝王陵廟”條記載：順治初年，該廟入祀的三國人物中，僅諸葛亮一人，在“先師孔子”條記載，清曆年祭孔，陪祀的三國人物中，也隻有諸葛亮。康熙朝朝廷曾專門下旨“成都祀諸葛亮”，乾隆帝也親自寫有《蜀漢興亡論》，認為像孔明這樣的“賢人”為“國家之寶”。在這種背景下，成都武侯祠成為了具有國家意義的重要景觀，不自覺地成為統治思想自上而下的宣傳工具，這也是為什麼各屆封疆大吏對武侯祠的維修趨之若騖，甚至認為它比國計民生更為重要的原因。1671年的成都，地方官員們麵對“生聚之計”，但仍然選擇盡先恢複建設一些對於鞏固封建政治統治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在思想上對廣大民眾進行控製的設施，武侯祠因此成為了最早重建的人文景觀之一。
四川觀察使金俊提到，諸葛受祀除了他予人民以威行之外，更重要的是“事先後主忠矣”，讓人感動的是“武侯之忠貞死而後巳”，而身為臣子的他們要表明的就是這份忠貞之心“萬世不死”。康熙十一年（1672），四川地方官員完成了重建成都武侯祠的工作，四川巡撫羅森還專門疏請朝廷，春秋祭祀昭烈、武侯，並得到了恩準。武侯祠得到了被國家承認的崇高地位，它是成都清代受政府關注最多、維修次數最多的景觀。
二、“抒情表意”之地：地方官吏與士紳階層對景觀的建設及使用
在武侯祠在清代的數次維修中，不同的階層、不同的人群參與了武侯祠的維修。隨著城市的恢複發展，參與的力量默默地發生著變化。康熙年間，主要是地方官吏主持的維修，維修資金也大多來自官吏捐俸。雍正年間，道士取代了僧人主持武侯祠，參與了祠廟的維修建設。乾隆以後，除了地方大吏組織的維修外，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央政府曾直接參與了武侯祠的維修，由政府出資，地方官吏監工進行了維修。道光年間後，由於白蓮教起義，政府資金匱乏，有影響的地方士紳也參與了修建。
（一）地方官吏與景觀
清初成都城市景觀的修建大多是由地方官吏們發起的，而且主要在這些官員的私人捐款的基礎上進行的修建。清初的地方政府官員大多都積極地參與到城市景觀重建中，對於這些官員來說，景觀的重建有著兩重意味：一方麵中央政府考察政績的主要條件之一就是地方建設，對著名景觀的整理重建，標誌著在地方社會“重申中央集權的價值及對晚明社會混亂的摒棄”；另一方麵是作為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就是整頓社會秩序，而作為地方官員迫切需要把分散的群體融合在一起，提高社會道德水平和凝聚力，建築物在此的象征與凝聚力有助於地方的管理。
清代仍繼續了新任地方首腦到成都後要先拜謁武侯祠的習俗。朝廷大員、外地過路的大員，到了成都，一般都要到武侯祠拜謁。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王士禎奉命典蜀試，在成都逗留一個月二十二天，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外來官員，在短短時間內三次光臨武侯祠，臨走時“藩臬諸公餞於武侯祠”。武侯祠此時尚且隻有荒土廢祠，但由於武侯祠作為忠臣良相的象征對於官吏文人們有著特定的精神崇拜作用，即使它荒殘破敗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清初關於武侯祠的詠賦是極多的，大多出自於來此拜謁的官員。就時代而言，清初的官吏文人們大多經曆了朝代更替的亂離時代，這使他們對諸葛亮這位安邦定國的忠臣良相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傳統教育使他們都有著致君堯舜、救民水火的遠大政治理想，得誌時，待著和諸葛亮一樣在這偏居一偶的成都一展雄才，不得誌時，自認和諸葛一樣空懷抱負，“霸業空憐付小兒”從陳祥裔的武侯祠詩中可以看出身為成都府通判的他心中淡淡的惆悵。“萬裏橋南丞相祠，日籠煙樹漢旌旗。幽魂猶自依先主，霸業空憐付小兒。衰草萋萋迷古壁，秋花淡淡護閑墀。嗟予久宦來遊熟，野犬相迎坐片時”。清陳祥裔，撰凡六卷，祥裔本姓喬氏，康熙中官成都府，督捕通判。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境遇都可令人們與相隔近千餘年的武侯在情感上產生了強烈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