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能感知的細微物質又是怎樣生成萬物的呢？他說：“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論語·述而》皇侃疏王弼《論語釋疑》）無名，即無形。以無形的“五材”，即細微物質，通過“中和”的形式而生成萬物。他的“中和”，不是有形物的摻合，不是保持物質原有特性的物理過程，而是通過化學的過程“中和”出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說：“其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過程是看不見的，“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成之不如機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機匠剪裁那樣，用有形物來拚合。人們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這一過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調，五味不形”。（《論語·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論語釋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合過程了。
產生新物的這個過程，也不是“天”有意誌、有目的行為結果，因為這些細微物質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萬物自然生成，這就摒棄了神化的天命論。
王弼對天地的生成和萬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確知有某種具體的細微物質，卻因科學的水平，又不能說得更具體一些，所以隻好把它叫“無”。許多後輩學者把他的“無”理解為虛無不實際存在的東西，這也怪不得了。唐代劉禹錫和柳宗元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劉禹錫《天論中》）。“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無”即是無常形之物，卻能生成萬物。
“無”能生“有”，“無”是萬物之本，而一切具體事物都隻是“有”，是“末”。所以要“以無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這個規律，人類社會也應當遵循。所以治理國家應“無為而治”。王弼並未陷於空談哲學理論，他從社會政治入手研究，把社會現象也提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實際上，他是想用高層次的哲學理論來指導社會政治。
二、“無為而治”的治國謀略
曹魏正始時期，我國的北方雖然取得了局部的統一和相對的安定，但全國尚未實現統一，曹魏政權的內部矛盾也日益尖銳。麵對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王弼進了認真的觀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順各種關係，以達到大治的政治謀略思想。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顯示才華的難得機會。
王弼認為：“處困之極，行無通路，居無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用謀之時也。”（《周易·困卦》注）處於困境之時，正是有識之士出謀劃策的好時機。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的變化有相通之處，所以，“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周易》注）要掌握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規律，了解它們的內在聯係，采取正確的治國方法。“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政）治國則奇兵起也。……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政）治國，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這裏的“道”和“本”都是指“無”。這個“無”，是哲學概念“無”的具體運用，在治國問題上，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糾纏枝節，國家就能大治。相反，隻注重政權的威勢、刑法的苛煩，隻能導致頻繁用兵，結果不僅不能治理好國家，而且可能導致失去天下。如何處理“本”“末”，是事關大局的關鍵問題。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舉末”、“崇本統未”幾個說法。“息”與“舉”“統”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實際上，“統”“舉”，是就“本”與“末”的關係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會政治中起主導作用，它統攝各種表象，所以，應當“崇”或“舉”。“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論語·陽貨》皇侃疏引王弼《論語釋疑》）抓住了“本”，即“無”這個綱，對具體問題就能處理恰當。“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統眾也。”（《老子》第十一章注）
“息”是對“本”“末”的具體處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對各種具體現象可以采取不同辦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舉”，有的則應取消或限製，所以要“息”。了解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抓住問題的關鍵、根本，才能治理好國家。他說：“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關係來比喻本與末。所以，他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不能抓住問題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就隻能導致國家的混亂和衰敗。
抓住“本”這個治國根本，最終實現“無為而治”。在實施過程中，它並不是僵死的教條。針對複雜多變的具體情況，王弼認為還應有靈活性，要有應變的能力。“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周易略例·明卦造變通爻》）對各種具體情況采取恰當的方法靈活處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論語·子罕》皇侃疏引王弼《論語釋疑》）權力的運用要適應時代的要求，要合乎“道”，所以應把握和順應社會發展的規律。“為隨而令大通利貞，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隨卦》注）不能審時度勢，順應時代潮流，必然自取滅亡。“為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之道也。”可見正確估計形勢，正視現實，而采取正確的措施治國，是至關重要的。
處於亂世（或各種製度尚未完善）而急需變革的創始時期，一國的君臣、有為之士還應奮發有為、剛健積極，發揮高度的主觀能動性，應天順民。“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剛也”（《周易·小過》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剛健有為，創立新製。“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製齊明。……鼎者，成變之卦也。革既變矣，則製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無製，亂可待也。法製應時，然後乃吉。賢愚有別，尊卑有序，然後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製度也應順應時勢合理製定，這才能走向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創始階段，需要確立製度，包括名分等級。“始製，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製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製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這樣，“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古樸散之時如此，變革時期也是這樣，一執古之道，可以徹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鑒古製，根據時代需要創建新製，“創製不可責之以舊”（《周易·蠱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創新，這是君王有為之時。
製度確立之後，就應該無為而治。順應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老子》第二十九章注）。“聖人達自然之性，楊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十七章注）。隻要真正認識和了解人類社會，就不會把個人意誌強加給社會，社會就會得到治理和發展。相反，隻會失敗。所以，“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無為與順應自然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