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屆美國金球獎的獲獎電影呈現出一種奇怪的走向，最佳電影為《THE HOURS》，最佳外語片為《對她說》。在我看來，這兩者都是同一主題的電影，都是呈現著一種晦澀而頹唐的人文關懷。《THE HOURS》在我國有兩種譯法，一是譯成《時時刻刻》，另一種譯為《小說人生》。前一種是直譯，但有一點曲折；後一種幹脆就是意譯了。但我以為，這部電影還是直譯成《時間》為好，因為電影就是想表達對於時間的一種看法，表達人類在麵對無可解讀的時間時，呈現出的巨大憂鬱。
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憂傷。對於孤零零存在於宇宙的人類而言，每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總會麵臨新問題，呈現出新的憂傷和痛苦。這裏所說的新階段，不完全指的是物質以及社會發展，更指的是文化和精神上。《時間》的導演是史蒂芬·道頓，他曾執導2000年的那部頗有名氣的電影《比利·艾略特》（又譯《跳出新天地》），《時間》隻是他的第二部電影。在電影中，三個時代的女性都有著極度憂傷，這種憂傷不是有關社會的，也不是有關家庭的，它沒有社會背景和意義，沒有社會的借口，那是一種純粹的憂傷，是與生俱有的悱惻。這三個人物包括，1941年的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1951年的家庭主婦勞拉·布朗，2001年的職業婦女拉麗莎·沃恩。她們共同地憂傷著，行走在崩潰的邊緣。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的家庭主婦勞拉·布朗，她在生下第二個孩子之後，決然地從家庭裏出走，她似乎再也不願意被這種無休止的家庭責任羈絆，她出走的理由，就是為了讓自己的身心完全獲得自由。但最後，她終於明白：她隻是在掙脫，非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幸福與自由並不是同一種東西，一種本質上的束縛無時不在。
三個不同時代的人物都有著相同的憂傷。就如那部反映生命與死亡的電影《細紅線》（又譯《紅色警戒》），在那種電影中，主人公仿佛在地穴中沉吟道：每張麵孔都是同一個人，都是一個“大我”——這樣的言語真是到了極致了，我在漆黑的夜晚第一次聆聽時，全身都感到陰冷無比。
《時間》籠罩著一種晦澀刻板的規則，還流淌著一種慵懶倦怠的情緒，有一種迷幻似的毀滅蕩漾其中。這樣的風格與情緒是可以擊潰任何人的。總有一種情緒，會讓我們淚流滿麵。
這部電影還使我想起塔可夫斯基的《鄉愁》。這是一部老電影了，寫的也是關於生命的疑問和憂鬱。在《鄉愁》中，那個詩人一直在尋找，他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歸去的路，他已經接近瘋狂了，但仍是沒有找到自己的故鄉。人為什麼總有故鄉的情結呢？因為意識裏想歸去。就像在這部電影中，弗吉尼亞·沃爾夫與一個小女孩的對話：
小女孩：我也會死嗎？沃爾夫：每個人都會死。小女孩：我死的時候會去哪裏呢？沃爾夫：我們來的地方。小女孩：我不記得我從哪裏來了？沃爾夫：我也不記得了。小女孩：它（一隻死了的小鳥）看起來很安詳。沃爾夫：這是會發生的事情之一，我們看起來也會很安詳。小女孩：安息吧！
董橋曾經這樣寫沃爾夫：那張閃著靈氣的嶙峋的臉，細致得不帶半絲性欲，幾乎注定了她的成就，也注定了她的生命的淒美的結局——這是宿命的推斷，宿命的艱險而貼切。在無法逃遁的憂鬱麵前，沃爾夫們覺得控製不住自己了，她們在迷失，一切都飄忽不定。在逃遁的路上，沃爾夫想：自己並不是個作家，真的不是。她心想：自己隻是一個很有天分的怪人。
1941年5月28日，60歲的弗吉尼亞·沃爾夫安靜地將兩個大石頭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後走向湍急的河流；1951年的某一天，勞拉·布朗找到了自由，卻沒有得到最後的自由；而2001年的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克拉麗莎·沃恩目睹著自己的初戀情人如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從窗戶上墜落。
人生輪回，憂鬱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