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看碟挺奇怪的，先是把買了很久卻沒有看的《藝伎回憶錄》翻出來，細細地看了，然後，又看了日本那部很有名的《大奧》。逛碟片店，看到了那部《花魁》，放在一大堆碟片中很醒目，便也買回看了——這幾天仿佛一直置身日本的江戶時代，滿眼都是櫻花燦爛，滿眼都是色彩斑斕。
先說《大奧》。《大奧》的情節倒是一般：江戶時代日本德川幕府某一個武士家中，上一代將軍去世之後，一大群女人輔佐幼小的將軍。於是，大戲開場，女人與女人之間，爭鬥和詆毀達到了白熱化。月光院年輕貌美的繪島成了眾矢之的，針對她，敵對的天英院設下了一係列的陷阱和陰謀，繪島本身，也在情與欲、權與利當中苦苦掙紮……
這一類宮廷奪鬥故事，對於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與《大奧》相比，《花魁》則好看得多。到底是底層生活，相對生動活潑，最起碼，有著令人放鬆的粗魯和情趣；不像宮廷生活，隨處都是陰謀和陷阱，在緊張和提防之中，壓抑生命和欲望。《花魁》的故事發生在江戶時代一所著名妓院中：從小賣身的鄉村少女清葉，長大之後，憑著自己的姿色和不懈努力，一躍成為妓院的花魁……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女主角土屋安娜，長得有點像趙薇，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據說是美日混血兒，漂亮得令人驚豔。清葉不僅僅有溫柔魅人的一麵，同時，也絕不是一個省油的燈——能當上花魁的，才不是凡角呢，清葉就像撲克牌中的女王，正麵光彩奪目，溫柔可人；反麵則犯傻耍渾，眼露四白。花魁總是有雙重功夫的——多情與纏綿，是對付男人的“一招鮮”；而對付同類女人，凶悍與犯渾，則是最好的核武器。
這兩部電影令人稱奇的是畫麵。實際上不止這兩部電影，包括《藝伎回憶錄》在內，電影的畫麵都令人歎為觀止。其中，畫麵最絢爛的，無疑是《花魁》了。前幾年我曾看過日本電影《源氏物語》，絕美畫麵讓我心悸。但《花魁》畫麵的濃烈與繽紛，要遠遠超過《源氏物語》。那是怎樣的一種畫麵啊，看看電影中經常出現的意象就知道了：斑斕的金魚、如雪的櫻花、猩紅的棉被、金簪子、銀穗子、紅瓔珞、殷紅的櫻桃小嘴、鑲嵌著瑪瑙的煙杆……半開半合的點絳唇中，徐徐吐出一團白霧……這些都可以說是色彩的迷宮，或者是，視覺的盛宴。
喜歡看這三部片子，還有一點，是喜歡看日本女子穿和服，喜歡看那些絕色女子把自己包裹在豔麗如花的和服中，踏著木屐，露出雪白的頸項，溫溫順順地走來走去。據說，和服源自中國的唐服，它們同樣有著高腰、長裙、斜襟、寬袖等特色，隻不過和服更有褻衣、也就是內衣的嫵媚；和服柔軟、大開領，無論是留袖、振袖、小紋，甚至是豪華的十二單衣，乃至潔白的結婚裝，都有著端莊之下的放任，那是典型的日本文化。在《花魁》和《大奧》中，那些漂亮的女子們穿上和服，真叫“驚豔”。她們一襲和服，隨意而淩亂，像曖昧的被窩，性感得讓人忍不住想撕扯蹂躪。
曾有人說日本的服裝是“包袱皮文化”，不像西方，是“皮箱文化”。“包袱皮”是軟的，是隨形而變的，不像西裝等“皮箱”，硬硬的，能把人裝起來。和服的妙處在於“露”與“藏”，在於半開半合之間——露，是為了藏；藏，也是為了露，在這樣的藏與露之中，暗得三昧。日本文化中永遠有一種濃重的曖昧成分，端莊是表，風騷是裏。用粗俗的話說，和服就是一種“藏八露二”的“悶騷”。
比較而言，《藝伎回憶錄》中鞏俐、章子怡和楊紫瓊三女子穿和服的感覺要差多了。畢竟，她們不是日本女子。單憑章子怡的杏眼圓睜，就可斷定這小姑奶奶是俠女出身；至於鞏俐，在劇中，十足一個中國式的怨婦；日本的女優，哪敢有如此明目張膽的怨氣呢？至於楊紫瓊，一身的豪邁氣，活脫脫一個中國風味的楊門女將。氣是要“養”的，不是學的。想想那些古代日本女子，站、臥、坐、行都有嚴格規矩：走路不能左右搖晃肩膀和腰肢；站立必須五指並攏，腳丫的開角應是60度；坐時要兩膝並攏，不能叉開，手要自然放在大腿上，臀部適當往座位深處坐，腰部虛倚椅背……這種骨子裏的嫵媚和收斂，哪裏是章子怡們所具備的呢？
也難怪人們對 《藝伎回憶錄》惡評如潮了。這三個中國女子，即使穿上和服，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真虧得美國大導演羅伯特·馬歇爾 “慧眼識珠”，這個家夥，似乎一直沒真正搞清楚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區別。畢竟，西方人看東亞人，個個都是小個子單眼皮。
文化是性格的胎盤。在日本，女人一直是當作小孩來養的，她們接受著男人的寵愛和嗬護，也接受著男人的訓斥，而女人也樂於扮天真——而在中國呢，似乎男人才是孩子，女人則是母親，或者是老虎……嗬，我不想說得太多，免得有人不高興了，打住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