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王國維秉持的這種觀念是很早就形成了的。譬如在1912年完成的《清真先生遺事》中，王國維一方麵提到周邦彥確實曾寫過給蔡京祝壽的詩歌，但認為周邦彥並非帶有因此仕進的企圖。王國維說：
（周邦彥）其賦汴都也頗稱頌新法，然紹聖之中，不因是以求進。
晚年稍顯達，亦循資格得之，其於蔡氏亦非絕無交際。蓋文人脫略，於權勢無所趨避，然終與強淵明、劉昺諸人由蔡氏以躋要路者不同。
王國維對周邦彥的分析，實際上反映了王國維自己的政治態度。
四、《全集》的若幹不足及後續文獻的尋訪
也許全集的編纂總是伴隨著遺憾的。粗閱之下，發現謝房本也有若幹錯誤。如第一卷《靜安文集》的書影，注雲：“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版本《靜安文集》，海寧市圖書館藏。”這一版本確實是初版本，但藍色書影封麵卻是後人加上去的。如此並列於上，容易誤導後人。再如第一卷《人間詞話》書影，一幅為手稿，另一幅標注為“樸社一九二六年版《人間詞話》”卻屬張冠李戴了。那其實是徐調孚的《校注人間詞話》，而且書影也非徐調孚的初版本。俞平伯標點的樸社版《人間詞話》，其實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就有收藏，像“全集”這樣的大工程，自然應該收集最早或者最重要的版本書影。
再如王國維從1916年至1927年斷斷續續從事了十一年的《水經注》研究，而第十二卷統計時間卻說成“八九年”。書信卷第275頁注“馮友”為“羅振玉家仆人”，其實也應兼是“王國維家仆人”。這些錯漏固然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全集編纂之難，古今同患。即書信卷，雖較中華書局1984年版《王國維全集·書信》增添許多內容，但實際遺漏或有待尋訪的書信一定不少。筆者2009年去國家圖書館訪書，在無意翻閱日本刊刻王國維某著述之中，亦曾發現零散夾存其中的七通王國維致沈曾植手劄。又2011年11月在上海拍賣王國維致羅叔平手劄一通，談及有關中華書局對《切韻》一書的估價、彩印、裝訂、運輸諸事，對照謝房本全集均未收錄。又據王國維致許家惺信可知，王國維在任職《時務日報》時曾替報館及汪康年撰寫有大量書信，這部分書信當然難以一一追索，或者說這些大量書信也未必有多少價值，但散落在《時務報》中的若幹出自王國維手筆的文字，或許有一定價值。王國維在致許家惺信中說：
弟所辦事，除刪東文、校報外，尚須寫信此事閣下訂弟時已言及。
或代作文及複校書籍及又須代翻譯作表，及五十六、七等期“論說”中之表亦弟所作。
又雲：
弟近來事較多於兄所言數倍，唯改東文事略減，而寫信反為弟專職穰先生之信大半歸弟寫，伊自寫甚寥寥。……又須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
又雲：
……辱厚愛，為弟薦於頌公，囑撰《日報》“論說”，感激無似。
頓公即汪大均，參與創辦《時務日報》。則《時務日報》上的“論說”欄目，也有必要甄別一下有多少是出自王國維的手筆。另外他代汪康年撰寫的文章，是否也曾刊發於《時務日報》？如果能將這些文字輯錄出來，也可以部分地看出早期王國維的思想特點，其價值當然是不可忽略的。
謝房本全集第十五卷排列書信，不取中華版“書信卷”按時間編排的模式，而是在大致以時代為序的前提下，以通信對象為次。這樣將與同一人的通信集結一處，王國維與某人之間的交往過程自然是可以看得較為清晰。
在進行學人關係研究時，這樣的編排方式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竊以為原中華版按時間編排，可以更充分地展現王國維的生活、學術、思想、情感變遷的軌跡，而且相近時間與不同人的通信，往往所涉話題有彼此交叉之處，正可彼此對勘。而“詩文編”特別是其中“文編”按時間編排，反而不如按照內容來編排來看得方便，因為學術論文的編排不同於通信，學術的歸類更具有學理意義的。再如王國維生前自定五種詞集，除了收入《觀堂集林》中的“長短句”23首是按照王國維原選編排，其它則合為《詞編》，則王國維原編《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人間詞》、《履霜詞》之原貌及用心，便不免被忽略了，而原編的情況恰恰是研究王國維詞的學人極為重視的。或許每一種編排都難免顧此失彼的吧。
關於書信，仍有一事可議。王國維在與若幹學人特別是羅振玉的通信中，因為多涉及時人——如1917年張勳複辟前後諸人，臧否不一，出語甚至有峻急者，出於安全及隱私考慮，常對人名進行處理，往往以某曆史人物的姓名、字號甚至地望來代稱。如以“橫渠”（張載，世稱橫渠先生）指代張勳，以“孺子”（東漢徐稚字孺子）指代徐世昌，以“對山”（明代康海號對山）指代康有為，以“大樹”（東漢馮異號大樹將軍）指代馮國璋等，皆取其姓也。而以“黃樓”（蘇軾所建城樓，在徐州）指代時在徐州的張勳，以“方朔”（西漢東方朔）指代日本，等等。也是喻指之例。此在通信雙方自是不言而喻，而在後人則不啻是猜謎，甚費周折。書信卷雖然在代稱初次出現時在注釋中予以說明，但讀至他信，再回看注釋，不易查找初注頁碼，書信卷編者如果能在卷末編一人物與代稱對照表，則於讀者而言，功莫大焉。
據袁嘉穀之文，可知在圖書局時，王國維與袁嘉穀曾一起編過一本《詩經古譜》的書，此書現在也不知影蹤。袁嘉穀在《王靜安國維別傳》也說到王國維在學部三年的工作主要是“譯歐籍，編詞史”，其中提到的編纂詞史似乎應該引起重視，因為王國維的纂述《詞錄》、輯錄《唐二十一家詞輯》、撰述《人間詞話》，其宗旨應該是指向詞史編纂的，這就好像王國維先後完成《優語錄》、《唐宋大曲考》、《曲錄》、《古劇角色考》等戲曲著作，最後形成《宋元戲曲史》一樣。因此，袁嘉穀雖然隨文提及，但此倒是極有可能的事情，起碼可以將其列入待訪書目之中。
王國維在學部主要編哲學書，並修訂過魏譯的《亞洲地誌》。這些哲學書自然也可進一步尋訪。又據袁嘉穀之文，王國維在學部還曾作了不少歌曲，譬如他曾作過一首暑假歌：
廣庭寂寂日行天。參差樹影圓。朝朝挾策學堂還，如今又半年。
從此日，得休閑。迢迢一月間。北窗且自理陳編。清風入幾筵。
這是見諸袁嘉穀追述中的一首，而且曾經部頒全國，已經收集到謝房本全集的詩詞集中去了。袁嘉穀明確說“他作的歌亦不少”，如晚清時，學部也曾創製過國歌，張之洞要求學部人員都來參與，王國維也作了一首，而且被袁嘉穀評為“最暢”，隻是因為寫得太長，不方便人記誦而未被采用，現在是否也可以試著訪求呢？
再如關於對聯，王國維所撰也不少。其同學好友沈紘1918年病逝於倫敦，王國維撰聯：“壯誌竟何為，遺著銷煙，萬歲千秋同寂寞；音書淒久斷，舊詞在篋，歸遲春早憶纏綿。”又代羅振玉撰挽聯雲：“問君胡不歸，赤縣竟無幹淨土；斯人宜有後，丹山喜見鳳凰雛。”1922年沈曾植在滬上去世，王國維撰有挽聯雲：“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等等。這些對聯散見於不同的文章中，自然可以列專類收錄。有些對聯雖一時未見後來著述轉載，但若有線索可尋，也不妨用心追蹤。如王國維在倉聖明智大學主編《學術叢編》之時，出於應酬，也撰寫過壽聯。
1922年，愛儷園主人夫婦合辦百卅合慶，一時權貴如時任民國總統的黎元洪、退位的宣統皇帝等紛紛贈禮致賀，相關的詩歌、對聯、書畫更是不勝其數，“文人方麵，連沈寐叟、王靜安等挺清高的，也有對聯送來”。王國維撰寫這副對聯應該是確有其事的。慶賀活動過後，主事者曾將所有的詩文書畫編成八本《壽言》。王國維所撰對聯應該即收錄其中。《壽言》的印數和發行自然是極為有限的，但天地間若尚存此書，則稍加尋訪，或有意外之喜的。1923年7月，王國維已入值南書房，又曾撰聯“書亥人應來絳縣，複丁篇擬續黃門”以賀哈同與迦陵雙壽。1924年3月11日撰聯“奩中應有來禽帖，案上新成博議書”以賀蔣汝藻之子蔣穀孫之吉期。1926年1月下旬致信袁勵凖，附聯“世亂春秋文愈治，歲寒鬆柏意常青”賀其五十壽辰，這些對聯固有應酬的成分，但也有“尚不墜壽聯俗套”者，作為一種創作，也有收集整理的必要。
總之，謝房本全集的編纂，無論在搜羅範圍上、版本校訂上、學術考辨上，既充分吸收已有文獻及學術成果，又包含著編纂者的學術創造，確實代表了目前王國維全集編纂的最高水平。全集夯實了“王學”研究的基石，也必將推進王國維學術研究的全麵發展。但王國維太淵博了，他一生筆耕不輟，涉及和研究領域數度變遷，這使得在“王學”研究領域中的學人，也可能是互相隔膜的。這也就意味著有關王國維全集的編纂既需要勤勉的收集整理，更需要不同專業人員的通力合作，才能更全麵更精準地提升全集編纂的學術含量，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