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王國維的書信，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王國維全集·書信》收錄不足400通，而新版《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書信日記卷收錄的書信達744通，數目比原來所收多出近一倍。如中華版書信卷收錄王國維致沈曾植信僅一通，新版《全集》就收錄了10通之多。收錄途徑除了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及個人公私收藏之外，從拍賣行所示圖錄中也采錄不少。
王國維早年在東文學社學習過日語和英語，因為要協助羅振玉編輯《農學報》、《教育世界》等報刊，因此翻譯了不少日本和西方學人的著述，而且涉及領域頗為廣泛。趙萬裏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收錄了《觀堂譯稿》2卷，但數量隻是很少的幾種。謝房本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共4卷，在《觀堂譯稿》之外，收錄了王國維21種譯著，規模空前。如第十六卷收錄了《農事會要》、《日本地理誌》、《教育學》、《算術條目及教授法》、《倫理學》5種譯著。這些譯著完成於1900至1902年間，雖然就內容而言與王國維的學術興趣並非完全一致，但後來王國維有關教育、倫理學的若幹觀念，應該也是多少受到原著的影響的。
這次增補較多的除了譯著之外，對王國維大量批注的輯錄和藏書目的收錄也值得關注。《全集》收錄三種藏書目：《靜庵藏書目》、《羅振玉藏書目錄》和《密韻樓藏書誌》。後一種書目已先見於大通本，而前兩種書目一直散失在《全集》之外。其實這些書目一方麵在藏書目錄學上有一定地位，另一方麵，也是王國維讀書治學的淵藪所在。特別是《靜庵藏書目》，乃是王國維自藏書籍的編目，原書於《人間詞話》手稿後，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人間詞話》手稿時將其刊落在外，讀者無緣識其究竟。實際上，這篇藏書目的意義不僅在於從中可獲知王國維的藏書書目與類別，更在於它是探尋王國維早期學術淵源的重要依據。而從其不列任何自藏的日本及西方書目，已可見出製訂書目時，王國維對中西文化的一種基本立場了。而王國維的史地研究沾丐《羅振玉藏書目錄》就更多，觀其寓居京都時期所作諸文即可明了。編纂者將《羅氏藏書目錄》與《大雲精舍藏書目錄》彼此互校，並易名為《羅振玉藏書目錄》，實際上，這本《羅振玉藏書目錄》已包含著編纂者許多梳理勘正的功夫在內了。雖然讀書與治學，並不一定直接對應，或者說相關的思想不一定在研究成果中留下清晰的蹤跡，但藏書目則無疑有著指引的意義。
第二十卷附錄的文字，主要出自王國維生前友人及學生，這些文字有的收在羅振玉刊刻的《王忠愨公哀挽錄》中，有的則收錄於陳平原、王風編的《追憶王國維》（增訂本）中，但全集增入的部分內容卻十分重要，如趙萬裏編的《王靜安先生年譜》、《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目錄》等，雖曾發表於相關刊物，但年代久遠，一般讀者已經難覓蹤影了。《全集》將此補入，頗稱便利。至於胡逢祥在趙萬裏、袁英光、劉寅生、周一平、陳鴻祥、陳永正等基礎上新編的《王國維著譯年表》，不僅規製大增，而且更為準確嚴密。
《全集》呈現出強烈的尊崇王國維原意的意識和精神，舉凡王國維生前編訂的集子如《觀堂集林》、《靜安文集》等，一仍其舊，而屬於後人補編的則如《觀堂別集》、《靜安文集續編》等，則不以“集”為準，而是根據其內容和著述時間，另行編纂。如此，既尊重了王國維的原意，又融入了編纂者自己的理念。譬如《觀堂集林》有多種版本，但經過王國維編輯審定的隻有密韻樓二十卷刊本，而後來的二十四卷本則是羅振玉、趙萬裏等後人增補而成。如此，關於《觀堂集林》，實際上有王國維自定本、羅振玉增補本和趙萬裏增補本三種版本的不同，《全集》以王國維自定二十卷本為底本，同時將王氏後來所作的修訂以校注的形式標識出來。如此全集既從舊從初，體現出鮮明的崇敬之意，但也不拘於舊版的局限，完善版本的內容。為了讓王國維的集外文既以類編排，又不失“集”之意義，《全集》將第十四卷編為《靜安文集》、《觀堂集林》之外的單篇詩文專卷，下分文編、題跋批語編、詩編、詞編、附編六類。而每類之中，大體按撰述年代排序，按時查閱，頗稱其便，亦大體可見其思想與學術遞嬗之軌跡。編纂者對所收錄的文章一一考訂其撰述年代，並將其與相關史事結合起來考察，略述其意蘊，實際上是將編纂者的學術創造也融入其中了。《全集》第二卷收錄了王國維諸種戲曲研究著作，其中《優語錄》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與“《盛京時報》本”兩種版本。前者共50則，因刊於《國粹學報》，故流傳較廣，羅、趙兩本遺書均收錄其中，而後來刊發於《盛京時報》本中的《優語錄》則一直未受到全集編纂者的關注，《盛京時報》本分二卷，共91則，內容涵蓋了《國粹學報》本並有所結構調整和增補，此次謝房本全集在完整收錄《國粹學報》的基礎上，將兩本對勘，刪去重複，存42則。雖非王國維原刊之舊，卻更具學術意義了。至於第十五卷對諸多書信係年、內容的考辨，就更是屬於編纂者的學術創造了，因為王國維的書信多署月日，有的更是隻署日，甚者連日也不署。如此，要將書信準確係年，就需要全麵考量王國維與書信接收者的關係，並根據書信的內容與相近似的其他書信互相對勘，才能大致考證清楚。第十五卷主編房鑫亮為此付出的艱辛勞動是值得敬佩的，這種細致的學術考辨不僅嘉惠學林，而且堪稱王國維功臣了。
三、《全集》增補文獻與王國維心態新證
《全集》增錄的若幹文字，為勘察王國維的心態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附錄卷增入兩篇袁嘉穀的回憶文章：《我在學部圖書局所遇之王靜安》、《王靜安國維別傳》，側重追憶王國維在晚清學部圖書局的工作與生活以及人品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袁嘉穀《我在學部圖書局所遇之王靜安》一文原為1928年6月27日在東陸大學的演講稿，由張連懋記錄，並經袁嘉穀校訂，後來收錄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袁嘉穀文集》第三冊中。作為晚清學部編譯圖書局的局長，袁嘉穀與王國維有三年的同事之誼，這段具體經曆，王國維很少提及，羅振玉也隻是一筆帶過，而王國維去世後的大量文字基本上出自王國維中年特別是晚年交往的友人與學生。在這種背景之下來看袁嘉穀的講演和傳記，確實彌補了王國維生平中的重要一環。因為論仕履，這才算得上王國維的第一份正式職業。其他的追憶縱然很重要，但因為相處時間相近，不免有較多的錯雜的內容。若袁嘉穀所述，乃出於親見親聞，又是補他人所未備，其意義因此格外值得重視。
王國維初仕學部的心態究竟如何？是欣欣然於仕途奔走，還是墨守書生本色？如果以王國維後來的經曆來猜度他這一時期的心態，當然未嚐不可，但畢竟屬“猜度”了。讀袁嘉穀的文字，則可以將這一份猜度坐實了。據袁嘉穀所述，王國維在學部任職時，曾兼任總務司行走，總務司是辦理日行公事的部分，用袁嘉穀的話來說，乃是“仕途要路”，為很多人豔羨的職位，結果王國維隻是去了一日便告訴袁嘉穀，表示隻願意編書，而無意做官，因為編書的職業所得的薪水已經足敷應用。王國維在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之後，便不願意再做自己不感興趣的事了。王國維的“超卓”給袁嘉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謝房本第十四卷為王國維自定專書之外的詩文合集，《文編》中收錄了王國維《論政學疏稿》、《籌建皇室博物館摺》、《劾大臣不明事理疏》、《敬陳管見摺》四文，對於全麵考察王國維在南書房行走任內的心態曆程，提供了重要資料。其中《論政學疏稿》部分內容已經先見於羅振玉的《王忠愨公別傳》一文，但並不全，而且是羅振玉刪訂之本，“全集”將王國維原摺收錄，更可見王國維初衷之所在。從這些上疏或奏折來看，王國維一方麵表達了自己被置於侍從之列的感恩與“報稱”之心，另一方麵，也可以窺見王國維所謂報稱，更多地集中在關乎溥儀一人之安危，以及讀書遊藝之事，而非如鄭孝胥、羅振玉之類抱有強烈的複興大清的夢想，並致力於籌劃其事。即使在溥儀被馮玉祥軍隊趕到日本使館之後，王國維雖然也有將溥儀視作“中國將來之共主”的例話套話，甚至引用《檀弓》中的“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希望溥儀一日三複之，以不失時機，重圖大業。但他對溥儀的建議也就是“每日須讀書一二時以頤養心神，運動三四刻以操練身體”，並急急地送去《後漢書》和唐代陸贄的《奏議》，用備“禦覽”。從王國維的諸種奏疏來看，穩定小朝廷內部，確保溥儀的安全，豐富溥儀的學養，成為王國維言說的主要內容，至於複興清室之類的話語，王國維極少涉及，更沒有為之奔走的經曆。可見王國維對於“南書房行走”的準確定位。與其他“遺老”相比，王國維背後的那根辮子確實更多地帶有精神自慰的意味而已。換言之，王國維出於對溥儀個人的關注及感恩要在對清朝複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