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芝
我現在對國家形勢是關心不操心了。但對杜老我是既關心又操心。
我先講一件事，我跟杜老接觸時對他說：“人家說你是農村問題專家。”他說：“我哪是什麼專家，我是農口（指中央農研室）這個團隊的符號。我這個農口有個好處，沒出現過貪汙分子，沒出現過腐敗分子。”講起農口，杜老是很自豪很高興的。他團結了農口一大批老、中、青，後繼有人，這個很不簡單。
我說杜老有過輝煌，有過挫折。杜老是個史學人物，對中央幫助很大，貢獻很大，尤其在三中全會後。他的文集是黨和農民打交道的記載。我曆來講，杜老在農口是參謀長，他對趙紫陽、胡耀邦來說也是參謀長。農村改革30年，改革是一個上下左右互動的結果。最大的動力是農民的肚子問題。但如果沒有鄧小平這個權威支持，最大的動力也動不起來，沒有權威是不行的。而且，沒有大家的互動、合力、推動也不行。1982年出了一號文件，有了戶口（指包產和包幹到戶）。杜老能廣泛聽取各方麵意見，對上全麵反映情況，各種意見均吸收進去。這個很不簡單。也有人說他是風派。什麼風派？他是個識時務派，“識時務者為俊傑”。講真理，離不開時間、地點、條件。他能夠在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該講什麼就講什麼，該怎麼講就怎麼講，既有針對性，又做到恰如其分。在“左”的傳統根深蒂固，“三中全會”後一些掌權者還在不斷攻擊農民及其“後台”是“掛羊頭賣狗肉”，“說社會主義實際幹資本主義”的情況下，不到講那種話的時候是不能講的，講了還不被打死啊！
杜老和我的關係是更親近一點。我來之前杜老的小女兒從美國打電話，叫我關照杜老有關的事。我從1938年就知道杜老，他是區黨委宣傳部的科長，相識70年了。1947年我們在大別山搞了個地委。後來在中南局我跟著他，他把我放到廣東，當了縣委書記，是他把我放在這個崗位上的。這個崗位按鄧小平的話來說，是增長才幹的最重要的崗位。沒有他這種安排，也就沒有我的今天。所以，我非常感謝他。這次給杜老祝壽，我說，我一定來。
“三農”問題中央講是重中之重。我講“三農”問題是難上之難，太難了。你們寫了那麼多好文章，我都覺得很對。但是，“三農”問題，吳象同誌講得好，最有錢的農民在廣東，最窮的也在廣東。這就從一個側麵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難題。我看了美國一個專家寫農民問題，這個專家講，政策不對，農民有一個武器就是消極。的確是這樣，你要是對農民的政策不對，傷害了他們，他們就會出工不出力，毛澤東活著沒辦法，馬克思活著也沒辦法。長期以來，農民對我們的看法是怎樣的呢？合作化時農民說我們是“憎人富貴恨人窮”；公社化後，農民說對他們既不給吃飽，也不給說話。搞“三麵紅旗”肯定是吃不飽的，吃不飽還不能說吃不飽。一說吃不飽就是醜化社會主義，就是反動言論。到“文化大革命”，壞得不能再壞了，才有可能回頭。農村改革是個新事，是個潮流。肚子是動力。權威也是強大動力，是上層建築，關鍵是權，鄧小平是開國元勳，他講的話有人聽。現在領導沒那個條件了，哪個講的不對，人家就不聽你的了。但是，我很同情他們，特別是十六大之後這一代，一開始上台就碰上個“非典”，2008年年初又碰上個冰災，今年五月又碰上個汶川大地震，都是要命的東西。胡錦濤、溫家寶的形象好，他們就靠這個權威。他們又不是開國元勳，打天下可以坐天下。打天下時，他們都還小呢！
我參加這個會非常高興，我88歲了，之前發現得癌症，治好了。現在還患有別的病，但來一次，就多一次。除了要見杜老，給杜老祝壽外，我還有個心願，就是想見見農口的老同誌、老朋友，傾談情誼，交流信息。沈祖倫同誌，忠心耿耿，希望深化改革，搞政治體製改革。這個意願非常好，但能聽你話的人或許是不多了。在農口這個團隊裏，立誌於農村改革的年輕一代，我也認識很多，也想聽聽你們對深化改革的真知灼見。
祝在座的朋友們身體健康！衷心祝願杜老壽比南山，成為21世紀百歲以上的老壽星！
（本文作者係中共廣東省原顧問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