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農村改革30周年論壇上的發言/吳明瑜
前麵幾位講的農業問題，我不是與大家來爭，杜潤生同誌不僅是屬於農民的，也是知識界的，是科學界的。如果說杜老被迫離開了農村工作，農民就遭了殃。那麼，他在科技口受了錯誤打擊，廣大科技也就遭了更大的罪。所以我要講一點自己的看法。
1956年2月，我從經濟部門調到科學院工作，第一個認識的就是杜潤生同誌，到現在40多年了。應該說我不僅隻是晚輩，也是“徒子徒孫”中的一員。今天我很高興，看到杜老95歲高齡，身體依然健康，思維依然敏捷，特別是看到農村改革展示了新希望。剛才林毅夫同誌講20世紀90年代農村的改革，一段時期我認為是停滯，某些方麵是倒退，所以我聽了大家的發言很高興。
我在杜老身邊工作這麼長的時間，朝夕相處多年，有三點感受。第一點，杜老不光是個才子，過去講山西才子杜潤生，他不光是個才子，不光是個好的工作領導者，他還是個卓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家的特性表現在知行合一。他到任何一個部門去工作，都能把實際工作裏麵的具體問題上升到政策，最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提出很多思想見解，再來指導實際工作。我們在科學技術部門工作，深深地感受到這一條。1956年2月，杜老是被貶到科學院來的，到科學院首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搞12年科學規劃。當時700名科學家搞科學規劃，700人，那麼多科學門類，那麼多建設的問題，這個規劃怎麼搞？全世界都沒有經驗，美國搞曼哈頓計劃是搞一個原子彈，一個單項計劃，我們如何搞綜合、長遠的戰略性計劃呢？700名科學家議論紛紛，意見很不一致，請了16位蘇聯專家來，也是各抒己見，怎麼也弄不起來。杜老最後創造了一個我們當時非常佩服的方法，叫任務為經，學科為緯。把建設的重大問題作為經來排列，學科作為緯，把它交叉起來，這樣把整個科學規劃工作組織起來了。12年規劃的偉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奠定了中國科學現代化的一個基礎。
從1956年到1966年，杜老領導科學院的一個政策研究班子，作了大量深層次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1960年冬到1961年4月，在他主持下，提出科學工作十四條，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文件。是第一個係統總結科技戰線三年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審議的時候，小平同誌認為這個文件是我國科學工作的憲法。中央在批準這個文件的批語上是這樣寫的：一切有知識分子的地方都要按照這個文件執行。不光是科學界，而是整個知識界。他不過在科學院工作剛剛四年多，就為整個科學工作的發展奠定了有理論指導的政策基礎。
這個文件（十四條）概括起來，最主要的是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理論和實際的關係，這是多少年來科學界爭論不休的，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在那兒瞎爭論。第二個是知識分子政策，也是紅與專的問題。第三個是黨的領導問題，就是外行和內行、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他把很複雜的科學工作高度概括，從這裏麵提出政策思想來，而且都是創新型的。
關於理論和實際問題，他研究了各國科學發展的政策，研究自然科學取得成果的經驗教訓，力排眾議。因為當時我們從來都是把科學和生產聯係起來，科學、技術、生產聯在一起，他經過1958～1960年，思想逐漸成熟，提出一個很完整的看法。自然科學和技術工作的發展各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特別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發展的實際不僅僅是生產實際，當然很多方麵最終要和生產實際相聯係，但並不是所有的。他說應當尊重科學工作特有的方法，一個叫實驗，一個叫計算（數學推導），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是其他很多的科學理論都是這樣子發展起來的，它是依靠實驗的驗證和數學的推導，不是簡單地和生產結合。而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學都為生產服務，當然大量的技術工作是和生產結合的，許多科學工作也是與生產有聯係的，但是有一些是不和生產聯係的。比如某些天文知識，宇宙的起源等，就無法和今天的生產聯係，難道就不要研究嗎？他在1960年就作了一個非常好的報告，專門從理論上闡述這個問題，在科學界受到熱烈的歡迎。
再講知識分子政策。1957年反右鬥爭，按毛主席那個時候的講話，知識分子“暫時歸於資產階級一類”來討論，《毛澤東選集》五卷上可以查得到。暫時歸於資產階級一類，好了，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到“文化大革命”中，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的全麵專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而變成被專政的對象。杜老在1957年訪問蘇聯，搞科學規劃中蘇合作，1957年年底的時候回來給中央寫過報告，認真地分析了蘇聯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訓，指出列寧特別是斯大林，大量地殘酷地打擊知識分子不恰當，認為我國不應當照搬蘇聯的做法。
但是在1957年6月中我們開展了反右派鬥爭。那時民盟中央發表了一個關於改革科技工作體製的建議，署名的有曾昭倫、錢偉長、華羅庚、陶孟和、童第周、千家駒幾位教授。發表於1957年6月6日，反右派鬥爭開始後，這個建議就成為“章羅聯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五六月間，還有一些科學家在各級“整風”會上發表過一些批評意見。眼看一批科技界精英將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危險，科學院黨組織書記張勁夫同誌和杜潤生同誌多次商議。他們深深地為此感到憂慮，並且形成一致意見要立即向中央反映，盡可能保護這批“國寶”，張勁夫同誌向周總理報告了，總理同意並要他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再請示毛主席。於是由杜老主持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反右派鬥爭中保護自然科學家的指示》。文件中提出“批而不鬥”（進行和風細雨的批評，不要開鬥爭會），“鬥而不戴”（開了鬥爭會，不必戴右派分子帽子）等方式，盡量保護科學家，還特別提出對1954年日內瓦會議前後新回國的科學家一律不劃右派。這個文件得到中央批準下發後，中科院北京地區的高級研究人員沒有一個被劃為右派的，而曾昭倫在教育係統，就難逃厄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