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反右鬥爭、紅專辯論、大躍進那個時候，一路走下來，對知識分子一直是歧視、打擊的，把其當作改造的對象。所以在製訂十四條的時候，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來一個新的概念，叫“初步紅”，就是認為我們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那時候紅透了不能說。說初步紅了，所以他們不是資產階級。用了這個概念，叫初步紅，這個概念非常好，在那個條件下，極不容易啊！最後中央通過，所以叫一切有知識分子的部門都要執行這個政策，就是這個道理，肯定廣大知識分子初步紅了。有了這一條，才有1962年周總理、陳老總在廣州會議上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有了這一條，才有1978年科學大會鄧小平重申中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不是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是我們自己人，所以我說當時這《十四條》奠定了我們的政策基礎。
黨的領導問題，這在當時說出來是極其不容易的事情。杜老說我們研究所這一層，黨要領導，研究所下麵的研究室，黨的基層組織不能負領導責任，不能說這個研究室建立支部，建立總支，就由它來領導。他說小弟弟、小妹妹來領導老頭子們，老頭子們六七十歲、七八十歲，都是學科上的泰鬥，中國科學院的那些學科，都是這些學者在領導，都是領袖人物，怎麼能讓年輕的、他的徒子徒孫來領導他，怎麼好安排這個事情呢？如果在學術問題上采取這樣做法非出問題不可。所以在十四條裏規定，研究所一層叫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製，到研究室，支部不負領導責任，支部起保證、監督作用。後來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時候，劉少奇、鄧小平同誌說完全讚成這一條，小平同誌講我們軍隊也不是一個樣子嘛，也有區別嘛，團叫政委，營叫教導員，連叫指導員，就是有不同嘛，應該區別，所以就肯定了這一條。就是科學界首先打響了這第一炮。這個問題至今我都覺得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到處都是基層，到處都領導，到底行不行？你領導什麼？十四條裏講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所的領導、黨的領導在所裏麵，領導要把握政治方向，你不是去幹預學術，學術要貫徹雙百方針。而且鑒於1958年、1959年的狀況，杜老還提出學術工作、學術問題要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不要隨便把學術問題、學術上的爭論，上升為政治問題，然後將政治問題上升為敵我問題，這一下子就搞亂了。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一時搞不清楚的爭論，都暫時作為學術問題，先把它穩定住。當時能夠大膽地提出這樣一種政策，極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不斷在創新的理論家。這是我講的第一點感受。
第二點就是杜老尊重人權。大家說他海納百川，他不光是和同事們共事，不管老少，他都能聽你的意見。他在農業部門，尊重農民，相信農民，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誰最懂得種地呢？是農民。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很遺憾，直到毛主席過世，中國糧食還是不夠吃。毛主席關心農民，自己親自製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共10章60條，以下簡稱“六十條”）等，但是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不信任農民，不讓農民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道路。這不能不成為一個重大的曆史教訓。中國的農村改革這麼多年得來的一條經驗，就是尊重農民。我覺得至今這還是重要的問題。比如農村的市場化問題，過去隻是靠領導的一句話就改變取消它，這怎麼行？最終還要尊重農民的意願，要尊重人權，要尊重農民的權利，把農民當人。在科學界裏，杜老就是把知識分子當人來看待。過去把知識分子當作改造的對象，動不動就這樣鬥、那樣鬥，而他呢，在科學界那麼多年，非常尊重知識分子。科學工作十四條之所以能夠形成，就是因為他廣泛聽取了科學界的意見，我覺得前無古人。他那時作了大量的調查，開了各種各樣的座談會。這還不夠，還要派很多的調查組，去各方麵收集意見，還要發動科學工作者筆談，然後把筆談意見都寫出來、印出來，叫《筆談集》，不知印了多少集《筆談集》。在這樣大量的意見裏，集中起來取其精華，形成了這樣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