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後，我和杜老不在一個部門工作了，但還有很多非工作上的接觸，關於農村問題談得很多，比如1980年年初，談進口糧食調劑，他說農村土地是稀缺資源，如何從國際市場進口糧食解決土地稀缺問題。談到長途販運問題，談到農村商品化問題，說當時農業產品的商品化比例不是很高的，是因為糧食、棉花這兩大宗農產品就沒有商品化。再講農村經營結構調整問題，後來講到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如何抵押、租賃、轉讓等。總而言之，他在農村問題上始終是尊重農民的，要讓農民真正解放。我覺得這是我第二點感受，就是杜老尊重人。
第三點感受，就是劉堪同誌剛才所講的：“有一位領導人說杜老一生坎坷。”我想新中國成立後，從1955年開始受盡折磨。《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裏麵講，從1956年、1957年以後，我們黨極左的路線，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特別是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極。其實不隻是1956年、1957年，早在農業合作化的時候就開始了，所謂當年的“小腳女人”。杜老在科學院十年的工作，不去講其中困難的局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受到的迫害和折磨，那也是別人少有的，比在農村工作部受的罪還要大。但是杜老有個信念，我記得1957年反右鬥爭期間，他在中科院青年工作會議上的一個講話，他說我們不要隻考慮順境，一定要考慮到逆境，逆境時你怎麼生存，怎麼對待，怎麼生活？我覺得杜老對逆境的處理真是無私無畏。1956年因為“小腳女人”貶到科學院來，他並不因為這樣子就縮手縮腳，就真是變成小腳女人了，照樣是大腳、大步向前走，在科學界努力奮鬥，提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對科學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反右鬥爭以後，後來還有其他的折磨就不具體講了，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杜老一直是在這種困難局麵下、逆境下，頂著逆風照樣前進。“文化大革命”以前，杜老跟我談話，說不管什麼衝擊過來，你一定要頂得住，千萬不要自殺。“文化大革命”起來之後，我們科學院的政研室，首當其衝，叫杜家班子，我們有四個人，有兩個自殺，死了一個，救活一個。我當時沒有自殺，就是因為杜老這句話。當時我就想了一下，死了就說不清楚了。杜老說，你一死，很多事情就無法解釋。他就是很堅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多少罪啊！中國科學院第一個打倒的就是杜老，就是因為陳伯達出爾反爾。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前麵說過，1957年反右鬥爭時，杜潤生同誌主持起草了在反右鬥爭中保護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在“文化大革命”起來的時候，6月16～17日，張勁夫和杜潤生商量，是不是立即給中央寫個報告，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保護科學家、保護科學界。然後就請示了周總理，總理同意，說你們寫，聶老總也支持。杜老就讓我們起草文件，文件寫好了，周總理到阿爾巴尼亞去訪問了，這個事情就委托陳伯達去辦。陳伯達在6月20日到中國科學院來，20日、22日連來兩天，親自開會。他對聶榮臻講：“你是科學界總司令。”聶老總說：“不不不，‘文化大革命’你是總司令，你負責。”陳伯達講什麼呢？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搶檔案的、切斷電話的、攻占機要室的，都是反革命，這是一條，還有一條，就是殺人放火的也是反革命，就這兩條。我當時在會場，他對我說，你都記下來，立即修改文件，把這兩句話加上去，印黑體字。我就趕到印刷廠，印刷廠就在附近，他們會不散，等我把文件印回來。陳伯達說他把這個文件帶回去，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讓張勁夫向國務院彙報。陳伯達這個命令，指示張勁夫要反擊，把造反派奪的權奪回來。結果，科學院杜老領導我們研究室起草個社論在科技報上發表，要反擊了，6月25日要反擊了，要把權奪回來。一個禮拜後，陳伯達又來科學院，裴麗生副院長陪同他到應地所。陳說誰讓你們奪權的，誰讓你們捉造反派的？裴說：“當時你怎麼指示的？”陳伯達又說：“我說過嗎？就是說了你們也不能雞毛當令箭。”他說這叫雞毛當令箭！他又說：“把造反派放出來，你們放著老右派杜潤生不鬥，鬥造反派。”好家夥，一下子把杜潤生打入地獄鬥了十年。我就說這個曆史，本來杜老到科學院時才43歲，正是青壯年齡，精力旺盛，思維敏捷，那時候可以做多少工作啊。到“文化大革命”是53歲，現在很多人都50多歲，是正當年的時候，但杜老沒法工作了，非常可惜。杜老就這麼一個信條，堅持他的道路是正確的，他說的是真理。到現在證明了，所謂老右、老右者，正是因為那是極左的路線，才看你是右了，其實你是走了正確的道路，那極左的人總是歪著脖子看你，總覺得你是右了。幾十年的曆史證明，杜老走了一條非常正確的為民造福的道路。
這就是我在杜老領導下工作幾十年的幾點感受。謝謝。
（本文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