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改革3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沈祖倫
今天，是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農村改革30周年。今天，又逢杜潤生同誌95華誕。我有幸參加這個活動，感到高興。高興的是能夠來看看杜老，也會一會當年共同參與農村改革的好友。
活動主持者安排，要我作一簡短發言。我想說說改革的動力和領導對於推動改革的熱情問題。
我覺得改革開放30年來，特別是農村改革開展得最蓬勃，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五個一號文件那段時期，有一些值得我們提倡和發揚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我們黨的寶貴傳統，對於今天的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為什麼要改革，改革的動力來自哪裏？這個問題從農村改革能看清楚。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看到農民的苦難，知道在當年實行的一係列農村政策下麵，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不改革不行。
1977年，浙江省委派我到紹興主持縣委工作。這年冬天，我聽了全縣年終分配報表彙總，心情非常沉重。基本核算單位人均年淨收入84.2元人民幣。扣除口糧、柴草等實物分配和平時預支，一個農戶分不到什麼東西，許多戶要倒掛。社員一年辛勞盼年終分配，原來是這麼一個結果！我心裏愧疚，覺得對不起老百姓。我們黨領導人民打天下，暴力奪取政權，一切資源都控製到我們手中，一切由我們說了算。農民除鋤頭、鐵靶是自己的，什麼生產資料都沒有，也基本上沒有什麼自由。“磨洋工”也要天天出工，出遠門要經過幹部批準。那麼，既把一切資源壟斷在我們手裏，能搞得好也罷了。但結果是老百姓日子不太好過。那裏還是江南魚米之鄉，全國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都尚且如此，怎麼不令人深思？那時看到農村兩大問題，一個是“吃大鍋飯”，平均主義，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一個是生產經營單一，隻準搞糧食生產。紹興有許多高產窮隊，畝產接近噸糧，但工分值每個勞動日隻有一包“大紅鷹”（香煙），大概一角幾分錢。這種情況，農民不找出路怎麼行？知道農民苦難的人，怎麼不思索，怎麼不尋找改革的路？這是從我切身經曆說的。要知道，我們原來都是立場很堅定地維護集體經濟、公有製。為什麼後來投身改革，就是這麼來的。因為知道老百姓苦，為了讓農民從苦難中擺脫出來，不怕與黨內在農村的傳統政策相違逆，不怕去探索當時上級不允許做的事，不怕丟“烏紗帽”。
我國整個農村改革，我想大體上也是這麼來的。在中央，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裏這些深知農民苦難支持農村改革的領導人，有最關愛農民又足智多謀，被我們一些地方同誌稱為“農村改革總參謀長”的杜潤生同誌。杜老說過一句話，“愛人民就要愛農民”，這話我不會忘記。還有，杜潤生同誌在他的農研室裏，彙集了一批來自農村的優秀分子。這些人許多當過插隊知識青年，他們知道農民疾苦。他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心裏有一杆秤。
由此聯想我們現在各級組織和幹部的狀況，就覺得遠不如從前。剛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們各級組織和幹部，許多人都是自發地思考老百姓的利益，千方百計想使老百姓的苦難情境得到改善。現在可不一樣，一些幹部說的比過去好聽，但做起來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卻不如從前。領導幹部腦子裏，真正想老百姓的苦難，不考慮個人仕途、不計較既得利益的人雖然還是有的，但比過去畢竟少了。總的感覺，各級領導層對於推進改革的熱情，已非當年。
這個情況與改革的氛圍也有關係。現在的改革氛圍與20世紀80年代不同。那時經過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問題，包產到戶後全國出現意想不到的大好形勢，後來又有整黨，確實在全黨形成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麵。許多幹部，隻要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就敢想敢幹。而現在不少幹部的精神狀態，遇事是首先看上級的態度，不看對老百姓有沒有利；重“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輕腳踏實地幫助群眾解決難題。不要說中下級幹部，即使是一些地方高層領導，一遇改革敏感話題就不敢問津，反而讓你不要去碰。其實，改革的氛圍也要靠領導去營造。這要靠領導自身的改革熱情的帶動，再加上認真做好思想工作。那個年代的幹部，都能記起胡耀邦同誌慷慨激昂地作過的公開號召：中央沒有想到的事你們可以想，中央政策沒有規定的事你們可以探索。他的那種激情和為改革不怕犧牲的精神，感染了當年的多少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