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農村改革30周年論壇上的發言/劉堪
分配我在這個會上發個言，我很輕鬆地答應了，但坐在這裏感到分量很重。今天的會叫農村改革座談會，又逢杜老的95歲大壽，要兩個主題兼顧。按照中國古人的說法，90歲壽叫做耄壽，就是一個老加一個毛的那個耄字。我們一般說耄耋之年，80叫耋，90叫耄，八九十歲的人就可以稱耄耋之年了。我今年82歲，隻能稱老，或者叫已耋之年。100歲叫頤壽。我想再有五年，就是杜老頤年之壽了，到那個時候，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到會，向杜老祝壽。
我和杜老相處29年，前半段主要是工作聯係，後半段主要是思想交流。我是杜老的屬下、助手和學生，還是朋友。會議給我出的題目是講五個“一號文件”，這一段時間包含著杜老在農村改革裏麵的重大功績。在這個會上，隻能簡單地講一點我的認識。
農村改革的頭十年是杜老一生中光輝的十年，與他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的境遇相比，像是打了個時間差。1989年秋，國務院的一位領導同誌對我說過，杜老的一生是不順的。怎麼不順，他沒有細講。按我的理解，在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杜老當時處境是不順的。正對他實施幾個不準：不準發表文章，不準離開北京，不準出席會議（當然批判會不算）。再向前麵看，杜老最大的不順可能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那一段，被叫做“小腳女人”，代表富裕中農利益，被批判後調離了農口。但是我說杜老最光輝的十年是從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並非說其餘時間就是不光輝的，依我看在另外兩個不順的年代，也同樣是光輝的，同樣是值得紀念的。
杜老在十年農村改革時期，身處中央農口的領導崗位，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叫做說服、鼓吹，做了大量推動改革的思想工作。第二件是縱橫折銜，要聯係上下內外，淡化矛盾，保證改革順利、平滑地進行。我想過來的人都知道這兩件事情，其實是當時推動農村改革的關鍵，恰好又是杜老的長處。
我是這樣認識的，中國農村改革直接觸及產權結構，涉及人的基本權利。它的動力來自農民。這不是一般的動力，而是要吃飽肚子的動力；農民要吃飯，問題非常簡單。阻力主要不在什麼目標設計、製度創新，甚至也不直接關係社會利益的調節。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樣，隻要尊重農民的選擇，肯定農民的經驗就夠了。而當時阻力主要在意識形態，來自人們的思想。因此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說服，說服上層領導，說服各級幹部，說服各部門和各界，甚至還要說服有的農民，因為包產到戶是一種罪行已成為曆史冤案了。據我所知，說“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句話的就是一位農民勞模，反映了少數農民思想不通。大家知道，杜老最擅長的工作就是說服人，他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講話，利用各種機會，走遍大江南北，宣傳大包幹的好處，為農民的要求和經驗辯護。當時中央曆次的農村文件同樣也是一步一步地肯定農民的選擇。
有幾次農村工作會議，杜老的講話都是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的。他說了很多開腦筋的話，可以列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強調要尊重農民的選擇，這是反複不斷講的。大家知道，這可以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套話，但這次改革不是，確實是尊重農民的意願、擺正同農民的關係了。二是反複說明中國農村情況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這一點是較易為人所接受的。1980年的那次各省（市）委書記座談會，起草文件的時候很困難，因為意見尖銳對立。這就是吳象寫《陽關道和獨木橋》文章的那一次。我記得杜老後來說，那個文件萬裏同誌評價最好的是講多樣性的那一段。他說這一段是講馬列主義的。至於那個文件的其他部分他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例如文件特意加了集體經濟是農業的方向的一段話，沒有這段話，那個文件就難以通過。三是決策可以不一致，允許分地區決策，為多樣性為分區決策提供了前提。有了分區決策，就能產生新的事物，就會互相影響、互相觀摩、互相促進。四是杜老反複講農業生產的特點最適合家庭勞動，這是因為農業生產要求靈活地適應和利用自然條件，分工又不像工業生產那樣嚴格，家庭勞動最容易與土地等自然因素相親和。總之杜老做了大量的有創造性的宣傳說服工作，我現在還說不全，隻提出這幾點。好在杜老的著作在，大家可以研究。我說的縱橫折銜，就是要照顧到各個方麵，看不同情況、不同認識，取長補短，盡量兼顧，以利於政策出台。這也包含中央文件或杜老的一些語言在內。當時必須要照顧到幾十年培養的集體經濟模式的觀念，初期改革要和這個掛鉤，不能離曆史太遠。包括什麼“聯產承包責任製”，什麼“雙層經營”，說老實話，既不聯產，也沒有什麼責任製，雙層經營也很費解，但那時候必須那麼說、那麼寫。那時就有人提出，這叫什麼責任製啊？確實，按傳統觀念理解責任製是集體經濟內部的勞動管理製度，大包幹以後，勞動誰管誰啊？還有聯產，其實早不聯產了。後來中央把這個詞稍微改了一點，但責任製還在。這就說明，新製度是從舊製度逐步演進而來的，它帶有舊製度的痕跡。我們不但要承認這一點，而且也要利用這一點，事情才能順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