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參加起草的幾個文件，經過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的隻有兩個，一個是1983年的，一個是1987年的，其他幾個文件都是由書記處討論，請政治局的老領導傳閱，畫個圈就行了。那時候書記處是耀邦、紫陽、萬裏等人起重要作用，每次文件隻要他們同意就差不多了，這是改革初期的有利條件。如果領導不是這個格局，那就可能完全不同。我記得1980年農委成立後召開的第一個大一點的會叫經營管理會，那次會就不成功，中央一個字的文件也沒拿出去。為什麼呢？當時農委的領導、國務院的領導，都不讚成包產到戶。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向中央彙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同誌都聽了，最後鄧小平講了三步走的目標，卻對農村經營管理（實際是包產問題）沒有表態。
1983年的那個文件，實質問題比較多，包括雇工問題，包括農民自買汽車、拖拉機的問題（汽車、拖拉機是大型生產資料，個人是不允許買的），還包括農民能不能長途販運的問題，再加上不允許農民從事個體經營的問題（指非農業），這四大問題當時非常敏感。杜老采取的辦法是先召開座談會。還記得當時開的是二三十人的座談會，都是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幾個省的有關負責人，地點在西苑賓館，時間是1982年秋。我住在那兒，管這個事，杜老經常去。會上分歧很大。座談完了以後，把傾向性的意見寫成文件，由農研室上報，先請中央批準了以後，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那是非常小心的。這個文件解決的問題，除了農產品統購、派購外，實際上把農村的基本問題都包括了，當然還不能說解決得很徹底。
到了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較吃力了。1986年冬，就在京西賓館的這個樓，我和杜老在東頭的套間裏議論。我們感到像一號文件這種形式的文件應該結束了，不能再發了。因為政策語言、號召性的東西，已經不起作用了，而今後需要的是專業性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專門的法律法令了。那時經過幾年的改革，農村經濟新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了。我記得那時京西賓館的新樓正在施工，搭著腳手架，我們還指著那邊說，這不是框架嗎？農村新的經濟體製雖然還沒有完善，也不能說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運行機製。但已經有了新的框架。我記得這個文件寫了幾行告別的話，一段總結性的語言，標誌一個階段。果然，到1988年的農村工作文件，就改為由國務院隻就幾個實質問題發文下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