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私有化是轉軌國家的難題，可是中國農村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把“集體農業轉化為家庭農業”，既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建立起競爭、激勵機製，又沒有因驟然私有化引起衝突和混亂。世行因此認為，改革早期階段私有化，也並非當務之急。斯蒂格利茨對此的解釋是“引進競爭機製，比在沒有競爭的環境下變私有化更能改善經濟業績和提高生產力”。
（2）價格改革，是轉軌的嚴重挑戰。“價格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7頁）。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實行了自由市場價格與國家計劃價格允許平行發展的“雙軌製”政策，經過一段時間，計劃價格逐步與市場價格接近，並軌。到1994年，中國的雙軌製已經使80%～90%的農產品和半成品，以及90%的零售價格，解除了控製，全部由市價定價。這種雙軌製改革提高了價格改革效率，使經濟因價格改革產生的混亂降到了最低限度。
（3）轉軌國家，在工商業準入限製取消後，新的準入如何公平和低成本也是難題。中國新的準入一開始就主要體現在鄉鎮企業的建立上，而且鄉鎮企業的建立是低門檻的，低成本的，並且是容易管理的，其產品、原料都是麵向廣闊市場的，其資源都是市場配置的。鄉鎮企業隨農村改革而異軍突起，發育、繁榮了中國的整個市場經濟，並促進了中國民營經濟的興旺。
（4）中國第一步改革，把握住了中國原有優勢，包括強大的政府控製能力，及其組織、協調能力，農村基層的核心凝聚力使中國轉軌早期就能保持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保證了從農村到城市改革的有序進行。宏觀穩定，也是轉軌國家的大難題。
（5）農村先行改革，放開了中國一個巨大的受壓製的農村經濟，給了農民自主權，放開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激發了農民富起來的積極性，開發了豐富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產品，使國民經濟獲得快速增長及很高的收益率。中國因此解決了許多國家轉軌時經濟下滑的難題，始終保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6）中國結合農村改革，實施了“三步走”戰略，首先解決“溫飽”問題，展開了“扶貧”。到20世紀80年代末，農民普遍增收，生活改善，使得2.5億多人基本擺脫貧困。這樣，保證了轉軌中整個社會的穩定。
以上經驗，都是中國農村改革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體製上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之舉。中共中央的五個一號文件，衍生發育了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這表明：杜老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創建開了路，奠了基，闖了關，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起者、倡導者、創造者。
三
斯蒂格利茨1998年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講中國改革初始麵臨的挑戰更加艱巨，“既要從欠發達國家向較發達國家過渡，又要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並說：“中國在這兩個方麵同時取得了成功。”
鄧小平同誌1992年南方談話，也指出中國第一步改革中“加速發展”的五年（1984～1988年），平均每年增長21.7%，這首先是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變化，推動了這次“飛躍”，而且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互相影響，互相促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6頁）。
實踐證明，中國第一步改革，就是改革與發展緊密結合的，農村改革有力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改革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民主、法治文明等發展的動力。
農村改革成為中國崛起的起點。杜老是推動中國崛起的功臣。
（本文寫於2008年7月18日，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