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賀農村改革30周年暨杜老95華誕/黃道霞
祝賀杜老生日快樂：仁者壽！
一
中國是在世界上進行從計劃向市場接軌的諸多國家中唯一采取“首先從農村做起”，實行了農村改革先行次序的國家，被譽為中國獨有的成功的改革次序（注：大約晚中國改革十年的越南改革，也隨中國之後，農村先改）。
當中國農村改革，經過三年（1981～1983年），大見成效後，小平同誌非常高興，在1983～1992年十年期間，反複稱讚，講述了中國改革從農村做起的經驗（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共講了26次之多）。
杜老是中國農村先行改革次序的策劃者、開發者、原創者。人們的印象，似乎農村先行改革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實際並非如此。三中全會的幾個主要文件中提出了“正確地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41頁）。當然，這是綱領性、戰略性決策，但是當時全會上來不及再具體討論、部署，全會並沒有說改革次序和農村先行。三中全會後，掀起了農村率先改革聲勢的是當時新成立的國家農委和農委分管、主持農村基層經營、管理方麵工作的杜老，抓住了三中全會強調的“在管理製度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製”（注：是講的整個經濟戰線，不是隻指農業戰線），大做文章，做出了農村先改革的局麵。
當時，在杜老主持、組織下，發動了農業上上下下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此基礎上，召開了兩個有決定意義的會議：一是1979年3月召開的七省（粵、湘、川、蘇、皖、冀、吉）三縣（博羅、廣漢、全椒）座談會；二是1980年9月召開的全國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中央批發了這兩個會的紀要。特別是在這兩個座談會之間，小平同誌因勢利導，於1980年5月發表了《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指出“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是思想不夠解放”。並且明確表示支持肥西、鳳陽的“包產到戶”責任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5、316頁）。小平同誌的談話，推動了農村改革先行；但小平同誌當時仍不便說、沒有直接說農村開始了率先改革（在農村改革未見成效的1983年前始終未講）。
二
農村先行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集中反映在中國第一步改革，從1982～1986年陸續出台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中。
杜老是組織、製定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總起草人，總主持人，總編輯。當時，杜老已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後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五個一號文件，作為中共中央權威性文件，指導全國在五年內完成了中國第一步改革——農村改革，並乘勝轉入了中國第二步改革——城市改革。
五個一號文件，體現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實事求是精神，充分發揮了黨的群眾路線優良傳統作風，應對了農村改革麵臨的種種挑戰，掌握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化解矛盾，闖過難關。因此，五個一號文件不僅推動了中國第一步，而且對推動中國第二步改革也具有重大意義。為什麼？因為它建立了“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體製上的基礎設施”。這是美國著名經濟學作家斯蒂格利茨1998年11月在北京大學演講《中國第二步改革戰略》時，對中國第一步改革新概括的一條經驗（見《人民日報》1998年11月13日第二版）。
世界銀行1996年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在專門介紹全世界29個國家（包括俄羅斯，新獨立的前蘇聯共和國、中東歐的原經互會、原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洲的蒙古、越南、中國）改革、轉軌的經驗教訓時，對中國第一步改革、農村改革經驗頗多推崇，列舉大量中國資料，闡述農村改革為中國整個經濟體製如何轉軌、如何闖關提供了經驗。其經驗是以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