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一號文件起草過程中思想方法思維方式若幹問題斷想/王西玉
20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了指導農村工作的五個一號文件。這些文件是根據中央領導同誌指示由當時主管農村工作的部門組織起草的，是指導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曆史性文件。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30年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已作了最好的說明。至今人們提起這幾個文件，仍然讚不絕口，記憶猶新。
應該說五個一號文件的出現，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時代的產物。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社會大傷元氣，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更是到了崩潰的邊沿。“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盡快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解決農產品供給問題，已成為擺在黨和國家麵前的首要任務。怎麼辦？應該說，隻要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好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文件就是好政策、好文件。五個一號文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然而，能否把握住時代脈搏，深切了解中國農村和農民，是否采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則是能否製定正確政策、寫出好文件的重要前提。在這方麵，五個一號文件起草過程中一些思想方法思維方式是值得稱道和回味的。我有幸參與了上述文件的調研和部分起草工作，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學習機會，一個向前輩學習、增長見識的機會。
一
第一個一號文件是1982年1月發出的，但文件的前期工作：農村調查、各種研討會、座談會和起草工作，則是1981年由當時的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同誌主持進行的。1982年春中央機關機構改革，撤銷國家農委，成立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潤生任主任。其後的幾個文件的起草工作，就是由農研室承擔的，杜老作為農研室主任，全力投入了這項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農村改革逐步推進，並帶動了城市改革，整個中國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參加文件起草的同誌，不僅置身於這個改革大潮之中，而且直接參與了改革過程中各種思想、觀點、意見的碰撞、交鋒。文稿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觀點和政策建議，都是經過反複討論、爭辯、磨合而形成的。特別是一些敏感問題，更是經過更大範圍討論、推敲，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才定下來的。
舉個例子：1982年起草的1983年一號文件的初稿中，提出了若幹項實質性的政策問題，突出的有四項經濟政策：允許農民購買拖拉機、汽車等大型生產資料；允許農民長途販運農副產品；允許農民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後，自行到集市銷售；允許農民請幫工、雇短工。初稿拿出來（指內部征求意見）後，立即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讚成者有之，疑慮者有之，反對甚至批評者亦有之。有的人公開講這是資本主義道路，是方向問題。有的人甚至提到職業道德層麵來批判。這類問題的討論會，經常是兩種意見對立，有時還氣氛緊張。有個哲人講過：過去了的事情總是覺得容易些。現在來看，農民購買拖拉機、汽車，搞長途販運、個體經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則是犯忌的大事！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統一認識或求同存異，拿出一個符合改革發展需要、農民歡迎的好文件，這就要求組織者不僅要對現實有深刻的了解，對未來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有較高的領導藝術和科學的工作方法及思維方式。
這裏根據個人的感受和體會著重說一下起草一號文件過程中的學術環境、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問題。“老九不能走”，就是這些情況的一個形象反映。
二
“老九不能走！”是用在李友九同誌身上的一句戲劇台詞。
京劇《智取威虎山》中解放軍偵察排長楊子榮裝扮的土匪小頭目胡彪（當時已被任命為威虎山九爺）同真胡彪鬥智的情節十分精彩。當楊子榮明顯占了上風，在決定倆人生死的關鍵時刻，座山雕手下的大小頭目同聲呐喊“老九不能走！”……更加堅定了座山雕對楊子榮裝扮的假胡彪的信任。這本來是戲劇中詼諧地譏諷威虎山大小土匪頭子的台詞，而在80年代參加起草一號文件的一些同誌中卻常聽到這句話——“老九不能走！”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裏的“老九”實際上指的是當時的農業部分管政策的副部長李友九同誌，李部長長期從事農村政策和人民公社管理工作，業務熟悉，工作敬業，待人和善。但思想比較保守，認定的東西很難改變。因為名字中有一個“九”字，一些過去在一起工作過的同輩，都親切地稱他“老九”。杜老在主持討論起草一號文件時，總是請他參加。由於人民公社的一套製度、政策在“老九”的腦子裏根深蒂固，很難突破，他的意見往往和改革開放的實際不合拍，許多問題，如能不能搞包產到戶、能不能搞大包幹、人民公社體製要不要改變等，他基本上都持否定態度，因而他的意見很少有被采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