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一次，我記得是1993年年初，陪杜老在上海考察，杜老還說過一句話，我也印象深刻。有幾個在座的同誌跟我一起去的，在上海一個經濟非常發達的村裏麵，市裏農委的同誌，還有當地的同誌，都在跟杜老介紹，這個村的資產有多少，經濟結構是怎麼樣的，收入分配水平達到了什麼，講了很多，但是說到最後一點呢，實際上就是一個，對於農民家庭來說，實際上都在這一個集體組織裏頭，共同生產、共同生活。當時杜老講了一句話我也覺得給我觸動非常大。杜老當著這些上海同誌說，大樹下麵無雜草，生態不平衡。這句話給我印象也非常深。杜老一生主張多樣性，我覺得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方麵，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一個模式是搞不成的，杜老說的這句話，大樹下麵無雜草，生態不平衡，很值得我們在完善市場經濟體製中去認真思考。
20多年的時間，在杜老的領導下，我覺得確實杜老作為老一代、作為老領導，給我們年輕一點的同誌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自己有這麼三點非常深刻的體會，第一，杜老在當中央農研室主任和國務院農研中心主任的時候，所以能夠製定出那麼一些被人稱頌的、有著重要作用的中央政策性的文件，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他真正地把握了中國的實際，真正地把握了農村最基層的人民群眾內心的迫切要求。比如說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說到底最簡單、最形象的一個說法，就是給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我記得我們80年代初下去調查的時候，木生同誌（指張木生）也是經常下去調查，其實最開始農民還很窮很窮，但心情喜悅，你問雙包到戶好在哪裏，他就是一句話，就是自由了，自由了。實際上就是農民長期在人民公社這個體製下，經營自主權被剝奪，甚至生產生活中的許多自由也被剝奪。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體現了來自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群眾的呼聲和願望，變為黨中央的文件，對全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指導。我覺得杜老雖然是身居廟堂之高，但對最基層的農民群眾內心的迫切需求，他了解得非常清楚。我想這是我們做好任何工作的一個重要基礎。第二，我也特別深刻地感受到，杜老有一個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胸懷。在杜老領導下，我也有幾次參加農村政策文件起草的機會，確實有很深刻的感受。坦率地說文件組裏的有些人，參加文件討論的有些人，你怎麼也沒有辦法和他統一思想，而且按我當時30多歲那個年齡想起來，你請他來幹什麼呢，他老跟你唱反調，但是杜老就是這麼一條，我就是需要有唱反調的人，如果一個文件組都是一個聲音，那樣要出麻煩，有人在你旁邊唱反調，可以提醒你，讓你考慮得更加周到，考慮得更加完善。所以我覺得那些文件之所以能起草得這麼好，接受程度能夠這麼高，和杜老的胸懷有著重要的關係。第三，杜老真正體現了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這樣一種境界，95歲的高齡，思想仍然那麼前沿和活躍，這確實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我有一個深感負疚的地方，我記得1993年，15年之前，杜老80歲的時候，在九號院杜老辦公室，有一次他跟我講，你能不能幫我找一個像樣的秘書，我說你說什麼樣的秘書才是像樣的。杜老跟我開的條件是什麼呢，就是拿起美國或者英國剛出版的經濟學的最新的原版著作，坐在對麵可以用中國話念出來，讓我聽。就是英文的原版，坐在那念成中文給杜老聽，這是杜老80歲時給我提的要求。估計這個人我不好找，找到了，我也開不起這份工錢。你想這樣的水平要到什麼樣的程度？另外一個方麵反映出他對新知的這種渴求的心態，盡管他那時已經80歲了，實際上比我們當時40多歲的年輕人的學習願望，顯得更加迫切。所以我覺得可以總結的杜老的優秀品德肯定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我自己感覺到20多年的時間裏，我在杜老的領導和教誨之下，這三個方麵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確確實實應該作為我做人和工作的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
（本文寫於2008年7月18日，作者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