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經常評價決策措施。1985年以前，農民覺得非常舒暢，幹群關係也比較融洽。我們經曆過這一段的人都會感到，當時如果下鄉調查的話，農民聽說你是從北京來的，從省裏來的，他非常熱情，什麼話都願意說，願意跟你講，拉你在家吃飯等，一個勁地誇改革好。從80年代中期以後，應該說很多方麵起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農村基層的幹群關係，農民對於所謂當官的這種看法，對於我們的有些體製和有些做法，負麵反映逐漸多起來了。我想這裏麵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農村微觀的經營體製改革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整個農村社會管理體製，在相當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延續著人民公社的那一套，鄉村組織基本上還是這麼一個格局。而且不論是誰當了鄉鎮長，還是當了村委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或者是村民小組的組長，他的基本思維方式和基本行為方式，大概和過去人民公社的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大隊長、生產隊長，可能還是差不多的，他總覺得他有權管農民，我有權讓農民這樣做那樣做，甚至我有權剝奪走法律賦予農民的這樣那樣的權利。那麼這件事我細想起來，我那會兒也是根本不認識這些，但是我想杜老在晚年特別注重政治體製改革，包括農村的政治體製改革，我在想是不是和杜老在80年代初提出一個雙層體製，要在農戶的上麵加一層管理者有關。現在的這些管理者，它還不是提供社會公共品的管理者和服務者，而是直接幹預農民生產生活的那樣一種管理者。在當時我覺得為推進改革，這是迫不得已的，但是這個問題遲遲不能解決的話，那麼十六大提出的真正要讓農民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就難以實現。而如果在我們的微觀經濟層次中，農戶都不能確立他的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那麼可想而知，其他的企業，其他的方麵就都是一樣，這必定會給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目標帶來困難。
所以我自己也在琢磨，應該說從90年代以來，我們到農村去調查，大家都感到困難比以前大得多的多。不僅僅是說到了縣裏，到了鄉裏，到了村裏，各級幹部似乎都不希望你去見農民，即使見到，也會坐到你邊上，生怕你知道更多的真實情況。幹部是這樣一種心態，就是農民都不大願意理睬你，覺得你來半天，你能幫我們解決什麼問題。最後人家明白我畢竟還是在支部書記，還在鄉黨委書記領導之下，你能幫我們解決什麼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杜老從開始關注農村的經營管理體製、農村的勞動成果的分配方式到最後農村的財產關係問題，當然現在更多地關注農村的政治體製，我覺得這裏有必然性。實際上我覺得農村的改革還遠沒有完，從我們現在的實際狀況看，應該說至今為止我們有著世界上最完全、覆蓋麵最廣的農村基層組織，就是社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叫村委會。至少在形式上它把所有農業戶口的人都編入在某一個組織之中，沒有人可以漏在外邊。但是你到農村去調查，真正能使農民對這一組織感到滿意的數量是不多的。大多數的農民都覺得要這樣的村組織在那兒幹什麼？除了跟我收錢，能幫我幹什麼？都是這樣一種感覺。所以從大部分地區的情況，我有一個感覺，我們現在的農民並不是說不要組織，他非常清楚自己勢單力薄，一個人無論是跟市場，還是跟其他的主體去談判的時候，他總是處在一個不利的地位。他要組織，但問題是現在的這種組織，是人民公社的延續，是一種內向性的、封閉性的、政府行政職能延續性的管理型的組織。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農民更需要的是一種外向型的、經營性的、能夠幫助農民降低市場風險的組織。而這種組織應該說還非常薄弱，大多數地區還沒有。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杜老一生致力於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和體製改革，一直到了90多歲的高齡還在向我們提出新的課題，就是說要想真正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僅僅研究經濟體製的改革是不夠的，一定要使得政治體製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能夠相協調。所以我覺得要講雙包到戶，比如有多少經驗可以總結，在座的每一個同誌都可以說幾大篇，我就覺得這20多年來，在杜老的領導下，尤其在和杜老的接觸中，我自己從中受到了很多深刻的教益，比如我自己，也是50過了的人，經常回想過去，那麼一想，我就覺得1982年年底在大雅寶空軍招待所的電梯間裏，杜老跟我講的這句話，當時不提雙層經營就要掉腦袋的這句話，我印象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