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
我是一個晚輩，想起來是在29年前第一次見到杜老，當時我還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是個學生，那時正是中國農村改革風起雲湧的時候。我記得最開始我們這些學生到農村進行雙包到戶的調查，就由杜老直接領導，回來也是向杜老直接彙報。從那以後近30多年，作為一個晚輩，有幸在杜老直接領導下工作、學習，對我來說是一大幸事。
前幾天高文斌同誌跟我說，慶祝杜老生日之前，有個研討會，而且一定要我講一講，我當時就不大敢答應。因為我覺得參加這個會的同誌，有很多是我當年的老領導，那一段的經曆應該說他們比我清楚得多，很多文件，他們都是直接參與討論，甚至是製定，我們在那個時候還是30歲剛出頭，都還是青年人。作為晚輩，在座的像我這麼個年齡段的同事們也不少，基本上我們的成長都是從接觸雙包到戶開始的。我們每次有機會與非農口的同誌交流，我總是跟他們講要理解中國農村的改革，光說包產到戶是不夠的。因為很多人（城裏人）講包產到戶講得多，而講包幹到戶講得少。但我想，真正對中國農村及對整個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進程起了巨大作用的，就是包產到戶向包幹到戶這個重要的轉折。我結合這個談一點自己的體會。
我記得最開始人們討論的還不是一個包產到戶的問題，實際上還是基本核算單位能不能劃小，一開頭還是那個問題，後來逐漸逐漸地包產到戶開始普及。但是在後來我翻閱以前的那些調查筆記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是什麼呢？當人們開始大規模地討論包產到戶的時候，實際上農村基本已經不是包產到戶，而基本都是包幹到戶了。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大家都知道，所謂包產到戶是農戶承包的是土地上的產量，他要按照承包合同上繳產量後，再從生產隊分得口糧，分得工分。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講，如果隻有包產到戶的話，那麼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核算體係還會繼續存在，也就是說隻要有包產到戶，那麼人民公社的體製就還會存在。問題是農民悄悄地就轉向了包幹到戶。
我記得農業經濟理論界也有一些討論，比如說包產到戶誰最早，學術界一直有個說法，最早包產到戶的是安徽肥西縣，鳳陽縣其實比肥西晚。但是後來為什麼人們都講鳳陽縣，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鳳陽的小崗是包幹到戶的發源地。包幹到戶就是農民的那句話，“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句話聽起來非常簡單，似乎是個分配方式問題，但從它的實質內容上看，我覺得意義很深，最重要的就是它使得農民的家庭真正地成為一個核算主體。正由於農民家庭成為核算主體，所以生產隊這個核算主體瓦解或者說是廢除，是非常自然的、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杜老指導農村改革有著非常高超的藝術。農村改革最開始的這關，比如說從包產到戶角度去講，講聯產承包，講它和農業生產特點的聯係，講它僅僅是一種分配方式，是分配形式的變化，或是內部管理的變化，一開頭講農村改革，都是這麼講。但是回過頭來一看非常清楚，自從有了包幹到戶，實際上農村的改革，就從內部管理體製改革，從分配方式改革，逐步地轉向了農村財產關係的變革。由於農民開始有了“留下都是自己的”那一部分，而隻要他付出足夠的勞動，留下的也就足夠多，多到他自己消費不完，多到他可以去市場上賣，換成貨幣，最終又把貨幣變成資本。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農民的家庭才從包幹到戶的基礎上，逐步逐步地長出了屬於自己的財產。我們現在從統計上就可以看到，整個農村現在將近有一個億屬於農民家庭所有的財產，而這塊財產就是在包幹到戶的基礎上長出來的。從包產到戶到包幹到戶的轉變，它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奠定了讓人民公社消亡的基礎，而且朝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在財產方麵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城裏同誌往往認為農村改革就是包產到戶，那我總要和他們解釋農村真正變化的不在於包產到戶，而在於包幹到戶。而包幹到戶這個東西對於城裏人來說，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城市改革20多年了，一講城市經濟體製改革，講國有經濟體製改革，總是講如何找到公有製經濟的實現方式、實現形式，如何尋求這樣一種有效的實現形式。但是對農民來說，在包幹到戶這個問題上，關於公有製的財產的實現形式問題，已經找到了一種非常好的路，比如說包幹到戶。包幹到戶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說土地集體所有變成私有，但是你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農民家庭經營的集體土地上長出了屬於農民家庭自有的財產，而且這種自有的財產不是靠把集體的土地賣掉，把集體的家當裝到自己口袋裏實現的（從統計資料上很清楚地看到，農村集體的資產也是在不斷地增加），而是找到了這樣一種集體公有資產的有效的實現形式之後，才使得農民家庭的財產和農村集體的財產都在增長，實現了這樣一種雙贏的局麵。所以我覺得這裏頭應該還有很多深刻的內容，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索。
我今天談這個過程，在座的老領導、一起工作過的同事，都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的。杜老非常關注政治體製改革，也包括農村的政治體製改革，我也在經常琢磨，為什麼80歲以後，杜老開始更加關注農村的政治體製改革這個問題，我自己也在探索，在想這個問題，不一定對，也不見得杜老就是這麼想的。大家都知道雙層經營是杜老最先提出來的，規範的提法大概是1983年。我記得1982年年底，在大雅寶空軍招待所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是製定1983年一號文件那次，有一天在吃午飯前，我在杜老的房間裏跟杜老彙報我們下去調查的情況。到吃飯的時間了，跟杜老出房間一起乘電梯下樓。在電梯裏我和杜老講，你說的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讚成，我說農民這層是經營，村裏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段話，到現在26年了，在電梯間裏說的一段話，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這件事我到現在還記得非常深刻。那麼我理解能夠比較順利地推進農村經濟體製改革，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就把農村的財產關係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理順了。因為沒有個人的財產，最終不可能有市場經濟，而要有個人的財產，別人都認為是要分集體的家當，農村的改革卻不是，是通過一種保存集體財產的存量，合理分配包幹到戶之後的增量，來解決個人的財產積累的方法，為市場經濟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是我想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幹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產的話，這是在當初就搞不下去的。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方麵的考慮，這才得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農村改革順利推進。但是我一直這麼想，農村可能有很多後遺症，就是人民公社的體製的影響在有的地方還較明顯，這種東西我坦率地說句話，可能和雙層經營的提法也是有聯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