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路雄
應文集組織者的強烈要求，我選擇了這樣一個題目來表達我的一些思緒。
我這個人不善於寫回憶性文章。因為我不記事，也沒有記筆記的習慣。許多往事的具體情節我都不記得了。因此，我不敢答應撰稿的要求。但文集組織者當時對我講，“你是農研室的一個‘人物’，不能沒有你的文章”。這句話引起了我的回憶和思考。
其實，我在農研室根本不是什麼重要人物，職務也不高。雖然我是農研室的二組副組長，好像是中層領導中的一個，但我的實際級別才是處級。我在農研室期間從沒有把自己看成中層領導。所謂的“人物”是指：我是農研室中最愛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這在農研室內是公認的，而且在外機關中也有所傳聞。從這個方麵講，我還是真應該寫點東西，才對得起老杜、對得起農研室的領導和同誌們。
我這個人因家庭等因素，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堅持自己意見的習慣。在上小學時，因在課堂上指出老師數學題有錯誤，與老師爭論，後來我的操行評定由“良”降為“中”。當然，我個人所以能一直保持這種性格也是趕上了好時候，如果在反右及後來的一段時期，我這種人真要遭大罪了，這種性格也難於堅持。在農研室，我所以能成為一個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物”，最重要的是農研室的領導，尤其是杜潤生同誌（還有我的頂頭上司劉堪同誌）樂於、善於聽取不同意見。農研室的領導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和暢所欲言地發表，這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我在農研室工作期間，幾乎從始到終年年參加文件組的工作。因此與機關的領導接觸較多，經常與機關的領導在一起討論問題。說到文件組的工作，我要做一點解釋：1982～1988年，每年春天開始外出調查，到夏天就要組成文件組，進駐某個賓館，開始文件的醞釀、討論、起草工作。到了一定階段，再請一些省農工部等單位的領導，一起參加起草工作。待農村工作會結束以後，有時也要留一兩位省裏的同誌，再進一步修改文件。
我剛進機關就進了文件組。但在一開始的幾年，我主要是做事務性的工作，並參加討論。到1986年、1987年時，我在文件內容方麵參與的程度逐步加深。1987年五號文件，因胡耀邦同誌的事情，將原來的一號文件改為五號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前後，文件的最後操作就基本上隻有我和杜主任兩個人，他幾次改稿，我負責校對，並跑印刷廠，及給中辦送文件。
在每年的文件修改過程中文件組的人都會有一兩次坐在一起，一邊念，一邊討論，對文件稿逐字逐句進行修改，這種會人不多，一般都在十人以內。這個會上，每個人都可以暢所欲言。農研室的民主氣氛允許不同意見盡情發表，在這種會上表現得最為充分。
在文件組的會議上，我總是能對我所研究的領域暢所欲言。開始幾年，機關內爭論並不多，從1985年以後，爭論逐步增多。到1988年文件組工作期間，經常是我一個人和大家爭論。在此期間，由於我經常在會上插話，發表不同意見，以致會議難以進行，劉堪同誌後來不得不規定：不經允許我不得發言。這真實地體現了農研室允許不同意見發表的氛圍。
由於我經常發表不同意見，而且有的很尖銳，有一次，在一個有外單位同誌參加的會議上，我對老杜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發展所的一位年輕同誌都看不下去了，當時對我進行了反駁。
農研室解散以後，我到國家體改委工作，雖然我的個性並沒有改，但是像農研室這種允許不同意見的氛圍再也沒有了。其實農研室領導如果不想聽我的不同意見，隻要不讓我參加文件組的工作就可以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回想起來，我所以能被稱為農研室最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首先是由於杜潤生和劉堪等領導讓我講話，給我發言的機會。
由於杜潤生同誌樂於、善於聽取不同意見，使得他在國家意見紛爭的過渡階段擔當了重要角色。中央農村工作文件的起草，不論在農研室成立前、還是解散後，一般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牽頭進行工作的。而在農研室期間，從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到1987年中央五號文件，文件的起草完全由杜潤生同誌負責，中央領導人隻是在一開始提出要求，最後上書記處或政治局會議討論，再提出意見。而且在這些會議上領導人一般都是發表評價性意見或者提一些原則性的修改意見，具體工作都由杜潤生同誌組織完成。杜潤生同誌作為一個中央工作部門的負責人來承擔這樣的角色，這在中央農村工作文件的起草工作中是絕無僅有的。如果不是杜潤生同誌樂於、善於聽取不同意見，並且使得文件讓各方麵都較為滿意，是不可能這樣得到中央領導信任的。杜潤生同誌樂於、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品格，使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發揮了超過其所擔任職務的重要作用，並在中國改革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本文作者係中國體製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