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在杜老的晚輩學生當中，我應該是最幸運的。大家都知道我出生於台灣，1979年才回到祖國大陸來，在北大讀了三年書，然後到芝加哥大學去留學。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中國的農村改革已經開始，杜老的名字當時也經常聽到，但感覺他是非常遠的，非常令我敬仰的一位長者，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機會認識他，或是在他手下工作。
1985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學完了一般課程，開始寫博士論文，回到國內來收集資料。我在芝加哥大學隻是一個博士生，在國內不認識任何人，回到國內來收集資料非常困難。當時國內的接待單位說，你要找農村的資料，怎麼收集啊？我說我從報上看到了一個名字，就是杜潤生（杜老），希望能有機會見見他，跟他請教一些問題。1985年的時候，我知道杜老當時主持很多工作，是非常忙的，杜老特地接見了我，交代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同誌照顧我、安排我到農村，到安徽鳳陽去收集資料，使我能夠很順利地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
1987年回國的時候，離開祖國已經五年了，從我1979年回大陸到1987年回國，也不過就是八年的時間，在國內也沒有任何我認識的人，或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在那種狀況之下，找工作單位，很多單位表麵上是歡迎我的，當我講我要去那兒工作的時候，他們心裏還是有點不放心。可是杜老伸開雙臂，讓我到當時的一個很重要的中央決策單位——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發展研究所，去當副所長。因為杜老的胸懷，讓我這樣一個從海外回來的學子，能夠很快地了解到、甚至在有些地方參與中央政策的討論，觀察中央的決策過程，讓我有機會對中國改革所麵臨的問題，所遭遇到的困難，有深刻的了解，對我個人做學術研究工作以及後來的理論發展，這是一個最寶貴的經驗，是我這一輩子最幸運的一件事情。
1987年回國工作以後，到1993年，基本上是在杜老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這可以說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最充實的、最值得懷念的七年。
1994年北京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以後，到現在轉眼間前後有15年了。在這15年當中，我也是無時無刻不在杜老的精神感召之下，來研究中國的改革發展的問題、中國農村的問題。
所以今天在杜老生日的討論會上，我想再一次對杜老說，非常感謝杜老能夠以一個長者的胸懷，以一個革命者對年輕晚輩關心的胸懷，接納我這樣一個從台灣回來的，從海外回來的學子，讓我能夠在大陸成長。
今天的討論會，我的心情和劉堪主任、錫文的心情是一樣的。首先覺得非常榮幸，總覺得自己的能力、輩分是不夠的。但是既然杜老看得起我，叫我來談談農村改革先行的曆史意義，那麼我就就我自己所知道的，來談談我的一點認識。
要把中國的農村改革的曆史意義了解清楚，我想必須放在一個比較大的曆史背景來了解，因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中國的現代化可以講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努力追求中國怎麼樣重新富強起來的一個過程。杜老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我們知道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鴉片戰爭後，一直在想怎麼能夠讓中國恢複到曆史上曾經達到的地位。從鴉片戰爭到現在，經過150年的時間，當中經過幾次革命的努力，在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我記得有一次和杜老聊天，他說中國人怎樣才能站起來，要是沒有重工業，就沒有國防產業，沒有國防產業就要挨打。所以從1953年開始，中國開始實行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計劃經濟體製。這個計劃經濟體製講起來，應該說還是很有成效的。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中，在貧窮的農業基礎之上，能夠有兩彈一星的偉大成就。但同時我們也觀察到當時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多大的改善。到1978年開始農村改革的時候，我們還有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怎麼讓一個國家富強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實際上是工業革命以後世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共同的問題。因為從工業革命以後，世界上分成了發達的工業國家和落後的農業、被殖民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部分被殖民的國家取得了政治的獨立，開始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包括印度、埃及、中南美洲國家，這些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以後，所推行的發展戰略，雖然體製上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分，但推行的基本上也都是重工業優先發展這樣一個戰略。基本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推行這樣一個戰略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都沒有趕上發達國家。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開始改革的時候，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共同麵臨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樣使國家現代化以及完成國家的改革發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