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在杜老的晚輩學生中我是幸運的(2 / 3)

中國是在1978年年底開始的這一場農村改革,我們知道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用農民的話講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農村的生產快速地發展。由於糧食生產、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使我們國家有信心在1985年把改革由農村推向城市。改革推向城市以後,農民還繼續為改革做貢獻。首先在農村裏創造了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對我們的經濟發展也是起了一個極大的推動作用。

在1978年開始改革的時候,鄉鎮企業在工業的產值中隻占8%,但在90年代初的時候,鄉鎮企業在工業的產值當中已經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出口當中所占比重也達到40%。到了90年代,農民和農村還在繼續為我們的改革做貢獻,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有將近一億農民工進城,這一億農民工到了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我們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使我們的經濟發展可以更好地利用我們的比較優勢。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的時候,小平同誌提出一個目標是20年的時間,國民經濟翻兩番。我們回顧一下,20年的時間,我們國民經濟不僅是翻兩番,而且是將近翻三番。這個成就跟農民的創造,跟農村改革的成功是分不開的。

在中國開始改革的時候,蘇聯東歐也開始改革了,蘇聯東歐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方式很不一樣。他們將城市的工業改革作為著手點,推行的辦法是所謂的休克療法。世界銀行曾出過一本書,這本書對蘇聯東歐改革的情形做了一個總結,跟中國從農村開始改革做對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在蘇聯東歐當中,成效最好的是波蘭。波蘭在2000年時國民生產總值跟在1990年相比增長了44%,而我們這20年的改革是增長了8倍。俄羅斯在2000年的時候,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和1990年對比的話,是下降了36%。尤其是把中國1990年的整個國民經濟的規模與蘇聯1990年的規模相對比,1990年蘇聯是我們的70%,但是到了2000年的時候,俄羅斯隻是我們的24%。不僅是其他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不好,實際上從80年代初開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印度,非洲、中南美洲、南亞的國家,也都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推動下,進行了改革,但是它們的改革績效同樣是非常不好的。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迷失的20年》。他研究了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推動下在80年代進行的經濟改革,比較這些經濟改革的發展中國家,他發現在1960~1980年的20年間,也就是還沒有改革的20年間,它們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2.5%,但是在進行改革後的20年,也就是1980~2000年這20年的時間,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下進行改革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長速度是0,也就是基本沒增長,比原來沒有進行改革的時候還差。

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跟中國改革前所麵臨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都試圖在經濟非常落後的基礎之上去建立當時比較先進的重工業體係,在這樣一個努力之下,它們共同出現了一些問題,也就是我們所講的兩大問題,一個是農民、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問題,一個是產業結構不協調的問題,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人民的生活得不到照顧的問題,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麵臨的問題。而中國的改革,能夠比較成功的原因是,針對這樣一個結構特性,如果是積極性低,我們先提高工人的積極性,如果把積極性提高了以後,那麼一批新的物質創造出來,然後把這些新的創造出來的物質,配置到我們原來被抑製的輕工業的部門,那麼產業結構就能夠調整。積極性提高了,產業結構調整了,經濟發展就快了,那麼物質就多了。物質多了以後,我們就有更多的條件來解決原來的國有企業、原來的經濟體係裏遺留的問題,也是靠這樣的辦法,來達到穩定和發展。在提高積極性方麵,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起了一個非常好的作用。所謂“交夠國家,留足集體,剩下都是自己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農民都變成了生產的主人。在這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之下,如果把1978~1984年和1978年以前25年的農業生產作對比,我們知道改革之前25年糧食生產平均每年隻增產2%,人口增長也是2%,糧食擁有量沒有增加,但是改革後這幾年,在1978年到1984年,糧食每年增長4.8%。農村牧、副、漁全部包括在內,改革前平均每年增長2.4%,改革後平均每年增長7.7%。所以出現了錫文同誌所講的在80年代初,農民是十分高興的,而且全國人民也非常高興,因為農產品的供給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