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
我和杜潤生同誌相識已有20多年了。1985年，他率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訪問聯邦德國，我在斯圖加特Hohenheim大學讀書。代表團在斯圖加特停留兩天，專門考察農戶與合作社，我給杜老當了一陣子翻譯。那時候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轟轟烈烈，擔任農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國內外的影響也如日中天。可是他跟我這個普普通通的研究生聊天，一點兒也沒有高幹的官架子，不斷地詢問德國的農業經濟問題，像個親切好學的老教授。那時候，我的導師Reisch教授把德國農業推廣體係作為一個改革方案，熱切地推薦給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同誌。杜老當即給出一個智慧的回答：“就湯下麵。”也就是說，中國人隻能根據現有的資源狀況，改善現有製度，發揮現有資源潛力。德國人的方案雖然效率高，可惜嫁接不了。這種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場，又避免建議者尷尬。此後，Reisch教授還在多個場合敘述這個故事，並用“就湯下麵”這句話來讚揚中國人的智慧。
1988年我學成回國，因為常與農研室的同行合作，與杜老也時有交往。1990年以後，杜老雖然不再擔任領導職務，可是一些國外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訪問北京時，還是要求見他，例如，先後擔任過國際農經學會主席的德國教授Dams和vonBruan先生，曾擔任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副主任的Kuppel先生，以及德國一些大學的教授。這幾位教授拜訪他的時候，都是由我當翻譯。歐美國家的學者關注的領域都很廣泛，提出的問題既有宏觀層次的又有微觀層次的。杜老的回答總是十分睿智，讓我這個旁聽者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1993年，我從單位分到了住房，從此告別了蟄居經濟所辦公室的生活，同時也就遠離了我上班的西城區月壇北小街，遠離了同在西城區的杜老辦公地點（先是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後是磚塔胡同56號）。距離遠了，專程拜訪他老人家的次數少到屈指可數的地步。可是杜老並不計較，1994年，我和農業部農研中心的同行合作出版《以工代賑與緩解貧困》一書的時候，他以80多歲的高齡，應邀欣然命筆為該書作序。此後，我與杜老也沒有間斷過文字往來。
2005年剛入秋，我便收到了杜老簽名的回憶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這本書並非流水賬，它隻擷取了作者自解放前夕開始參與農村重大政策研究和決策的經曆。全書圍繞著諸如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農村經濟改革等劇烈的社會經濟變遷線索展開，因而既濃縮了厚重的曆史，又展現了波瀾壯闊的國際國內政治背景。對於同一時段的中國農村曆史，以往的著述往往有事件而無人物，或者有領袖人物業已成文的講話，而無那些論述由以產生的背景細節。這樣一來，讀者看到的往往是幹巴巴堆積起來的事件結果，而不是豐滿鮮活的曆史過程。“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還曾讀過不少關於“黨內九次路線鬥爭”的文獻，那更是把曆史簡化成“正確”與“錯誤”雙方代表人物之間的戰鬥記錄。相形之下，杜老娓娓道來的曆史既有生動的群體人物，又有各種行為產生的複雜原因和往往出人意料的結果，讀來感到實在、熟悉、親近。因此，我把閱讀的感受寫成了一篇書評，發表在次年的《讀書》雜誌上。
兩年後，《中華讀書報》又刊登了這篇文章的修改稿。此間我曾到杜老的辦公室拜訪了幾次，由於他聽力衰退，我隻好書寫提問。有趣的是，老人以為我也聽不見，每看到一個問題，就顫顫巍巍地在紙上寫幾個大字回答。這樣，談一次話，就能收獲一疊問答記錄。朋友們看到後不約而同地評論：這些記錄太珍貴了！
時間一晃又過去了兩年，我們和杜老一起，即將迎來他的98歲生日。在此，我借農經界出版紀念冊之機，感謝杜老對中國改革和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並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