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一
1982年之後，家庭承包製在全國農村已經鋪開，政策性的爭論暫時趨向一致，農村改革的政策研究轉向家庭承包之後的第二步改革，當時大致的方向有兩個：①放開農產品和生產資料的市場，改革農村的流通體製；②家庭承包之後的小農生產如何進一步發展，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全國土地改革之後討論的老問題，小農生產和現代化的農業應該是什麼關係？因為當時囿於開放度不夠，還沒有更多國際經驗可以參考，頗使人感到困惑。當時很多人的心態是，受到家庭承包製成功的鼓舞，期待像“家庭承包製”一樣，尋找到第二個突破口，迅速地擴大改革成果，使得農業發展邁上第二個台階。杜老的關注點也是在這兩個方向，總結經驗，製定後續的農村政策，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家庭承包製”的成效。
1985年初秋的一天，王岐山（時任成果處處長）拿了一張報紙給我看一篇題目《百萬雞鴨下江南》的報道，寫的是江蘇南通地區的農民，以自行車接力馱運的方式，把當地農村生產的活雞鴨長途販運到南京出售的事情。岐山說：“老杜（當時我們都這樣稱呼杜潤生主任）看了這篇報告很重視，要派人去調查，你先寫個調查提綱給老杜，他批完後你就出發”，這是我第一次接受杜老指派的調查任務。我所學的專業是“生產經濟學”，在鳳陽蹲點做的是有關“大包幹”後農業生產增長的研究，來農研室後做的都是有關“家庭承包製”方麵的調研，對農產品流通的情況不很了解，心中不免忐忑，因此盡我所能準備了一份詳細的調查提綱，主要歸結為兩點：①南通地區家禽商品交換和家庭飼養業發展的關係；②南通農村飼養業發展和糧食生產的關係。當時我的主要想法是：生產是基礎，商品交換對生產有反向的促進作用，因此擴大家禽貿易如何來促進家庭的飼養業生產；而糧食生產是農業的基礎，家庭飼養業發展是促進糧食生產還是會影響糧食生產，這些想法現在看來不免狹隘，但基於當時的認識水平，這種看問題的角度確實是很普遍的。第二天岐山對我說，你的提綱老杜看了，他要你過去談一下。當時我們的辦公室就在老杜辦公小院的隔壁，我轉身就到了杜老的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麵對他接受他的指示，因為杜老有時會到我們的辦公室來說些家常話，所以我並不感到緊張。
簡單交談了幾句後杜老就說，你的提綱我看了，費了些心思，你都把眼光放到生產上去了，我想知道的是這樣兩件事：第一，現在大部分農產品的市場已經放開了，經過這麼長的路程，依靠人力運輸，把活雞鴨運到南京去賣，農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第二，他們組織起來搞運輸和銷售，得到了政府什麼支持，還需要什麼支持？你下去不要隻聽幹部彙報，一定要訪問農民，做不同行業的農民都要去訪問，你自己先要準備兩三個最想知道的問題，同一個問題要多問幾個農民，我要知道農民想幹什麼。接著他說：“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問我。”以我當時的認知水平，不太明白他說“組織”的含義，就問：“組織”的含義我不很明白，是否指幹部來組織農民做某件事情，就像組織修水利一樣？杜老說：“你問對了，不是這個意思，但我也不能說清楚它的含義是什麼，報道上說農民組織起來搞雞鴨運銷，因為涉及的人很多，誰是頭？用什麼辦法把大家組織起來？這種組織應該叫做什麼？你們可以先討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