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請了陳開國等幾人來討論“組織”的含義，以及該調查些什麼？當時能找到的參考資料大多是政治經濟學類的，可是有參考價值的內容並不多，經過討論，決定暫先把“組織”的含義放到一邊，當時大家覺得商定的調查內容是：第一，報道上寫的是順利的狀況，在南京出售雞鴨，在賣不出去時怎麼辦？市場價格跌了怎麼辦？死了的損失怎麼算？因此引入了“風險”的概念，把調查的主題設定在“風險”狀態下農民的銷售是如何活動的，主題一經確定，思路就明朗了；第二，應該從南京市場開始調查，先訪問做銷售的農民，再調查做運輸和收購的農民，他們是單幹還是有組織的？他們之間是如何聯係起來的？第三，政府和幹部如何看待這件事，他們做了什麼？調查提綱確定後，岐山又送給了杜老，他肯定了這個提綱，並說：確定在“風險”狀態下調查農民的銷售活動有新意，我們聽到後很受鼓舞。
我和謝義亞去了南京、揚州和海安（南通所轄的養殖大縣），調查的結果大致如下：①在南京做雞鴨批發銷售的有農民和市民兩類，他們從運輸農民手裏接貨批發給零售商，做零售的大多數是農民，這些農民來自江蘇各地；②做接力運輸的農民自己組織起一個組合，分段騎車運送，並傳遞兩頭的信息（當年通訊很落後），他們向批發商收取運費後分配，不參與經營；③在海安做收購的有個體和合夥兩種，由他們雇人入戶收購；④在南京的批發商和海安的收購商是合夥人，大多數是親屬關係或者同鄉同村的熟人，做生意的本錢是他們籌集的，所以利益和風險由他們分擔，三個月或者半年結一次賬，再商議今後的去向：繼續合夥還是散夥，重組還是洗手；⑤當地政府幾乎不管運輸和銷售，但海安縣政府對養殖生產抓得很緊。這個運銷過程在今天看來極為普通，在27年前可是一件新鮮事物，調查報告送給杜老後，他還要聽彙報，他問：“船運有很多好處，農民為什麼不用？”此事我們正好調查了，因為運送活雞鴨必須用機船，機船買不到也買不起，租到機船也買不到配給的柴油，這正好反映了當時計劃體製下開放農產品市場的現狀，但杜老提的某些問題我們也沒有回答上。
過了一段時間在會上杜老說，最近我們對開放農產品市場進行了幾次調查，看來明確了兩件事情：第一，在開放農產品市場後，農民有了一些新的組織方式，以前我們對這些組織了解不夠，也不能給他們一個規範，經過調查，我們知道他們之間是以彼此商談和利益交換方式組織起來的，因此可以稱之為農民的市場組織；第二，開放農產品市場後，參與進來的農民和農民組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不能像“大包幹”那樣，一個政策突破就造成“一瀉千裏”的局麵了，他給出精準的提煉。此事已經過去27年了，杜老今年已屆百歲，回憶起來，當年農村改革的大好局麵，就是這樣一小步一小步腳踏實地積累起來的。
（本文作者係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