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西黃城根南街九號/袁崇法
北京西城區有一個灰色高牆圍著的老院子。院子東側臨街有兩個門，南麵的門較大，顯然是正門，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不怎麼開啟。北邊不遠處有一個稍小的鐵門，偶爾能見到車輛出入。正門一側掛著一塊牌子，標明這是一個清代的禮王府，並且是國家的文物保護單位。院子東臨的這條街叫西黃城根南街，院子的確切地址是“西黃城根南街九號”。
它是一處記錄著曆史的遺跡，卻不是旅遊開放的景點。高高的圍牆和緊閉的大門，阻斷了人們的視線，使小院充滿著神秘感。
如果今後將此小院列入旅遊景點，人們隻需記住它叫禮王府就夠了，不會在意它所在的街道名稱和門牌號。
然而，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多並不知道禮王府的人，卻與它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並牢牢記住了“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這個地名。在他們看來，這個地名要遠比禮王府的遺址和曆史重要得多。
因為，“西黃城根南街九號”在20世紀的80年代，是杜潤生同誌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所在地。
我有幸曾是農研室的成員。1982年8月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畢業後來到農研室，此時它剛成立五個來月。之後，在它存在的所有歲月裏，見證了它的使命，見證了承擔著艱巨的曆史使命並為此獻身的優秀的工作群體。
一
禮王府院在中央農研室時期被大家簡稱為“九號院”。中央警衛局在它的所有門口都設立了崗位，足以說明當時駐院的不是一般的機構和人物。院內的標誌性遺跡隻有一個似殿非殿、似門樓又不像門樓的建築。裏麵除了大小不同的幾個平房小院，一棟三層高的灰色辦公樓格外顯目，它是磚混建築，建於50年代，呈“L”型，東西走向較長，西側的一段南北走向較短。農研室從1982年成立到1990年初撤銷，除了現職副部以上的領導幹部在院內有一些專用的平房辦公室外，其餘人員基本都在這座灰樓的二層辦公。一層當時為經濟日報占用，三層是經委的農業局。兩單位同屬經委，後相繼搬出，但又有經委新的部門進入占用。
灰樓每層30來間房，有大有小。農研室剛成立時就有近百人，二層的每間房都擠得滿滿的。小房間約12平方米，一般是三個人共用。除極個別外，局級幹部一般沒有專用的辦公室，顯示他們身份的是配放了一張兩頭沉的辦公桌。處以下的桌子則是一頭沉。年歲較大的局級幹部可以有一張床，供中午休息。其餘人員用三張椅子拚起來午睡。幾年後人有增多，椅子不夠，每個辦公室可以根據需要和空間的允許，領幾張專供午睡的顧頭不顧腳的折疊躺椅。
院內有一個公共食堂，所有駐院機構的人員，中午都在食堂就餐，就連部長們也不例外。每到開飯時，大家拿著自備的碗筷，排隊交飯票打飯菜，圍著圓桌邊吃邊聊。還有一個浴室，每周一個半天對農研室全體人員開放。去洗澡的人很多，經常可在浴室裏見到局長和部長，多數時間是幾個人同時用一個噴頭，沒有人覺得尷尬或別扭。可見在當時，大部分高級幹部的居住及生活條件與普通人也相差無幾；大家對級別和身份的不同，也不如現在那樣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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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下班，部長們現職是專車，非現職保證用車。局級以下坐班車或自行解決。很多人騎自行車上下班。我所在的二組，組長張雲千、副組長段應碧，當時已是局級、副局級，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騎自行車。
即使上麵不給資金，改善辦公條件和福利待遇的機會也是有的，但農研室在這方麵似乎很淡薄，又似乎很麻木，甚至連送上門的“大禮”也沒收下。80年代中期，農村的長途運輸專業戶剛剛興起。在當時，農民搞長途運輸雖然開始允許，但私人購買汽車仍受到政策的限製。為鼓勵農民運輸專業戶的健康發展，解決他們買車難問題，農研室從國務院爭取了一批進口運輸車指標，並負責協調這些指標的落實和分配。具體落實進口和分配指標的單位，找的是當時帶“中國”字頭的物資進出口公司和汽車進出口公司。事情推進得很順利，協調得也很愉快。最後一次會上，各方達成了意見一致的分配方案。會議該結束了，兩個公司的來人似乎還有話沒說完，沒有走的意思。不知哪家公司的一位女代表，忍不住帶著疑惑的口氣問道：“就這樣了嗎？難道你們農研室真的一點管理費也不提麼？”農研室所有參會人員都沒有這方麵的思想準備，隻有一笑了之。這件事後來傳開了，但誰也沒當回事，隻是把它當成一個笑話。
二
農研室的現職與非現職部級以上幹部有20多名，大多在60歲以上。局級幹部50歲以上居多。40歲左右的研究幹部很少。新生代是我們這些恢複高考後的最初幾批本科和研究生，大部分具有上山下鄉或工廠勞動的經曆，歲數在30左右，1982年後陸續進了20多名。機關本部研究團隊的結構大體如此。由這一結構決定，當時頂在一線的多數是經驗豐富的局級幹部，如盧文、李占魁、張雲千、祖國補、黃道霞、艾雲航、郟啟新、黃鳴、段應碧、王西玉等。年歲偏大的同誌，精力已顯不足，卻不停地承擔著調研、交辦和起草農村改革政策文件等核心事務，長期超負荷工作，以致將身體累垮。最突出的是張雲千，在農研室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他的領導下並在一個辦公室工作。他大我整20歲，具有敏捷的思維、幽默的談吐和極為深厚的文字功夫，是我終生難忘和敬重的長輩、恩師。按他的衡量標準，我寫的一些自以為是的文章，簡直是邏輯不通，漏洞百出。但他從不笑話人，而是通過自身高質量的工作每時每刻影響著你。每當看到他用密密麻麻的又十分工整的標準校對符號，把一篇篇文章改得十分精彩時，既對他由衷地敬佩，又為自己感到臉紅。為了起草、修改好農村改革的文件，他真正做到了嘔心瀝血。他的胃、心髒都不好，萎縮性胃炎長期折磨著他。每年文件搞完，就會大吐血一次。終於在他62歲那年離開人世，將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中國農村的發展和改革事業。
領導層決定盡快將年輕人帶出來。和現在所謂大膽使用年輕人的辦法不太一樣，農研室對年輕人不是先提拔後使用，而是全方位地給他們提供展示才能同時又承擔一定責任的機會。如給職務不提拔。農研室的中層機構是組室，純研究業務為組，帶有管理職能的為室。組室負責人由局級幹部承擔。這種機構和人事安排，在當時的一些國家機構是通行的。但農研室從1985年開始，陸續讓一些還什麼都不是的年輕人擔任副組長甚至組長。通過這種形式，一方麵讓一批年輕人參加由領導、部級、局級幹部組成的辦公會，參與高層次信息溝通和政策研究討論；另一方麵，將有些中央領導交辦的任務和調查研究課題，直接交給年輕人去組織力量完成。對這些年輕的組長、副組長，在工資製度改革時，陸續將行政級別提升為處級，也並不和實際承擔的組長職務掛鉤。又如提供各種參會機會。農研室每年受中央委托，組織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平時還有各種自己組織或外單位邀請參加的會議，年輕人有很多機會參會學習和發表意見。全國農工會議期間很多年輕人被抽調到文件組、簡報組、秘書組等。為鼓勵年輕人研究創新，還特意創辦了一份內部刊物《農村問題論壇》，允許機關內部和社會上一些探討性的、並不成熟的文章在內部發表，在一定範圍內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