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研室聚集的部級幹部，都經曆過戰爭年代，許多領導幹部很早就涉及農村工作。從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解放後的土地改革，從農村合作化運動到人民公社，很多人親曆親為，甚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始終和農村政策的演變聯係在一起，杜潤生同誌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們熟悉政策、了解農民，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高層政策研究水平。盡管對農村的政策製度安排和調整改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們具有老幹部共同的優秀素質，即替老百姓著想，特別看重人民群眾的創造實踐。很多人對當時的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喪失信心，但對用什麼更加有效的製度去替代心裏沒底；他們支持鼓勵廣大農民的創新實踐，卻擔心引起宏觀局麵的失控。他們對中國農村發展的希冀，很大一部分轉為對年輕人的期望。他們希望年輕人到農村、到基層，深入調查研究，掌握國情民情；希望多發現人民群眾的創造實踐，總結出經驗教訓；希望運用新的知識與理論分析研究問題，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提出新思路、新觀點；希望多了解國外實踐與理論的新動向，借鑒成功的經驗，避免走彎路。總之，讓年輕人加快成長是他們共同的願望。他們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鼓勵、幫助年輕人。如共同或指導完成中央交辦任務；帶年輕人出差，傳授調查經驗；讓年輕人挑頭完成重大政策研究及谘詢課題；安排年輕人出國考察、參會；與他們共同撰寫文章等。領導層一般都要直接聽取調查研究成果的口頭彙報，以便麵對麵地與年輕人交流；同時，還往往直接點名讓年輕人承擔重要工作。這些看似簡單又平常的方法，使年輕人處處體驗到真誠的信任和鼓勵，又時時感受到曆史的責任和壓力。比如，杜潤生主任曾委托我組織中國膳食結構和營養需求課題研究；張根生副主任讓我協助他組織蔣中一、何道峰、戴小京、魏唯、羅海剛、婁旭奎等年輕人研究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劉堪副主任在準備1985年農村工作文件期間，甚至讓我組織人準備第二套方案。類似情況在農研室數不勝數，幾乎每個年輕人都經曆過。
老幹部的言傳身教，對年輕人樹立考慮大局的觀念、探索創新的信心和求真務實的風氣，乃至對他們的事業觀和人生觀都產生著深刻的影響。1983年初，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結束後，在等候政治局討論通過一號文件前，劉堪副主任帶我去上海、福建調研。一路上，他找各層幹部座談，聽他們詳細介紹情況，並且自己做記錄。當時上海農村的社隊企業已經有一定規模，很多農民由此開始致富，上海的同誌講了許多這方麵的故事。劉主任同地方同誌探討了很多上麵擔心或爭議的問題，並深入到農民家裏去了解實際情況。在福建，沿海農民和漁民中當時剛剛出現私人建水產品冷庫的現象，劉堪同誌又找相關人員座談，親自到幾個冷庫去察看。日程安排得緊緊的，幾乎每個晚上都在和人座談。這次調研整個扭轉了我對大領導到下邊屬走馬觀花的看法。劉主任的調研非常詳細，考慮問題也非常周密，從不孤立地看待和評價任何事情。從各個場合的提問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他特別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在農研室八年，我跟他直接接觸時間最長，無論做事做人，對他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他早年學的是中文專業，文學功底深厚，但無論講話還是寫東西，在他那裏從來找不到一句華麗的辭藻。令人欽佩的還有他的做人。在農研室，劉主任是屬於有思想深度的領導，對農村改革從不缺乏自己的見解，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表現自己，多次聲稱隻是“杜主任的助手”。他給自己始終把握著這樣一個定位，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地獻給了中國農村改革幕後默默無聞的調查研究和政策文件的起草事務。晚年他笑稱自己是“四平老人”（即平凡、平庸、平和、平常者也），其高尚的境界和儒者的風範，讓年輕人由衷敬服。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的創新改革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其中有一批年輕人，多數是恢複高考後的頭幾屆學生，他們在校期間就開始積極參加社會調查，廣泛接觸當時的熱點問題。他們一邊拚命學習，一邊運用剛學來的知識和理論探討中國農村今後的發展道路，完成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調查研究報告，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的反響。這些人在共同的誌向和責任的基礎上逐漸凝聚成一個合作團隊。很快，他們成了九號院的常客。在一些領導同誌的幫助下，這些充滿生氣、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終於成就為一支調查研究中國農村發展和政策製度安排問題的專業研究隊伍。開始叫“中國農村發展組”，掛靠在社會科學院農村所。後來改名“中國農村發展所”，正式成為農研室直接領導的一個研究所。該所英才濟濟，多數成員，如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等，後來在各自的領域裏都成為佼佼者。杜潤生主任一開始就對這支隊伍充滿了期望，並為指導這些年輕人的成長傾注了極大的精力。1982年年初他對發展組幾位同誌的一次講話，充分表達了他和一些老同誌當時的心情：“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搞一言興邦、一言危邦，要將決策放在科學的基礎上。但那是不容易的，要進行艱苦的、長期的、係統的調查研究。基礎研究固然很重要，但不能直接轉換為政策。當前農村有太多問題需要解決，你們要多做現實問題的調查。長期堅持調查研究有極大的好處，尤其是對全局性問題的係統調查，是你們將來的本錢。生動的東西隻有在下麵才能得到。你們思想活躍，提倡新思維、新方法，但首先應該提倡的是調查研究。……對問題要學會多角度、多層次觀察，不要隻看一個方麵，不要給人戴帽子。總套一個模式就不會有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怎麼搞、怎樣走出中國式的道路，都要從調查研究開始……今後我們將在一起共事，我們來為你們做好服務、組織和協調工作，還要幫助你們避免我們走過的彎路。”（1982年3月13日晚杜潤生對發展組幾位同誌的談話記錄）
農研室設有一個專門機構叫聯絡室，主要任務是廣泛地接觸和聯係學校、研究機構等社會研究力量。通過委托專題調查研究、組織研究成果交流等形式，一方麵彙集各種調查研究和理論探討成果，給更多關心改革開放的各界人士提供發表意見的平台；一方麵也指導著社會上的研究，能夠按照中央的改革開放目標，聚焦熱點問題，為決策研究服務。委托研究的範圍不僅考慮當前的決策需求，還為中長期的戰略性安排做事先的儲備；不僅關注農村，還考慮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九號院內灰樓北邊僅有的一間最多隻能容納40人的平房會議室，每周都有幾次由聯絡室組織的重要的調查研究彙報和課題成果交流會，不知有多少名人光顧過這間會議室，也不知有多少人因經常光顧這間不起眼的會議室，後來成了耀眼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