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主任平時在機關總是善於抓大放小，充分相信群眾，但對文章、文件卻親自把關。我曾多次見到杜主任審閱過的文件，參加編輯過他的文稿，他細到標點符號都要改過，詞義的推敲更是細致貼切、頗見功力。
四、杜主任打造的“農研室文化”培養和造就了一代改革精英
1986年年初，20世紀80年代最後一個關於農村改革的中央一號文件誕生。嗣後，農村改革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鞏固成果的時期。這年的12月15日，杜主任在全機關大會上作了這樣的總結：“幾年來，我們搞了五個一號文件。最先提出搞包產到戶：作了農村產業結構改革的調查；一直不斷地進行流通體製（糧食流通體製、城市副食品流通體製）改革的調查；係統地進行了貧困地區的調查，製定了對策；作了包產到戶後重組農民的調查；作了土地製度的調查；開始了農村金融改革的調查，作了鄉鎮企業產業政策和製度的調查；作了雇工經營的調查；作了農業的經濟地位和農民收入的調查，這是農業的後勁準備，向中央提出了八項建議；搞了國民經濟增長和農村發展關係研究，提出了有價值的論點；一直進行農村發展戰略研究，打下基礎，還未出最後結果。”杜主任在此對農研室成立以來的工作進行了概括。這12項工作傾注了全體同誌的心血，而杜主任正是農研室當之無愧的家長。
一直以來，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由杜主任一人兼任。兩個單位合署辦公，到撤銷時大概不到150人，其中有17位部級幹部，老中青三代濟濟一堂。如何帶好這支隊伍，完成好中央交付的農村改革任務是杜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中經常要考慮的問題。他高度重視機關建設，打造了“農研室文化”。
（1）明確機關性質，把握好定位。杜主任說，農研室是中央和國務院領導農村工作的一個助手，為中央和國務院提供谘詢、信息、建議，接受一些交辦事項，不是主持這方麵日常工作的職能部門，任務是推動、促進農村改革。機關既不是純理論研究機構，也不是行政辦事部門。因此，理論動態和實際工作都要了解、兼顧，不可偏頗。要擺正位置，處理好與中央、國務院相關部門的關係，隻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在研究工作中，強調可操作性，為實際工作服務。
（2）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追求、有崇高的信仰，獻身農村改革，不謀私利。作為政府的決策谘詢機構，離權力中心很近，更要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而不是為自己換取什麼既得利益。在這方麵，杜主任為大家作出了榜樣，使得農研室的風氣很正。我記得在2003年京西賓館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老領導們欣慰地說，農研室還真沒出過一個腐敗分子。
（3）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在1984年的一次會議上，杜主任提出：要把機關當作學校來辦，從武裝自己更新知識結構注入新的東西開始，圍繞打開農村新局麵，學習馬列主義，發展馬列主義。要學習與國民經濟有關的各種知識和自然科學的有關知識。杜主任分析說，機關內部的短處是理論人才少，長處是有實踐經驗的老同誌多，所研究問題的現實感強，因而研究動力強，實踐檢驗條件好，可形成優勢，回答當代社會實踐提出的問題，因而才能發展理論。這樣，不會因為怕辦公影響研究，也不會在故紙堆裏求學問。學習的目的是要麵對實踐，回答實踐中提出的問題。要將機關幹部分類，確定不同的努力方向，進行學習提高。
為了給大家搭建學習交流的平台，杜主任還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可以根據任何一位同誌的要求，召開大小不同的學習討論、座談、論證會，交換思想和學習心得，征詢意見，聽取建議。杜主任重視學習的思想始終貫徹在農研室的工作中。我記得直到20世紀90年代，農研中心還組織過每周例行的午間咖啡講座，互相交流讀書心得，受益匪淺。
對學習中的許多具體問題，杜主任也有深入思考。如他認為農研室幹部的學習不能大而全，一把抓，目標要縮小，主要研究中國農村的發展問題，又要集中研究改革中的農村問題。學習中要保持敏銳的現實感。他還提出了學習清單：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方法；學習現代國內外主要經濟流派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一些分析的角度；學習中國改革的實際；注意東歐、蘇聯改革的進程、問題、難點，以使我們可進行比較；掌握新的工具和方法，如外語、數學、係統論、控製論。
在談到理論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時，杜主任認為，必須強調計劃性，使工作集中在最有實踐意義的方向。在此方向選擇課題，集中人力、物力，將個人努力和集體計劃結合在一起，將個人努力納入集體計劃，形成整體效果，而不是遊離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