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太英
我20世紀80年代初到國家農委工作，正是國家農村改革初起時，親曆了農村改革的全過程，參與了杜老文章的編輯。回想起那些和杜老交往的歲月，特別值得我珍惜。
不當“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我見到杜老自述的傳記時，已經成型，據告知是高王淩根據杜老的談話錄音整理的一個打印稿，這個未定稿初定的名字是《農村工作的回顧與思考》，當時打印了十幾份，分送給朱厚澤、劉堪、吳鎔等人征求意見。從未定稿可以看出杜老和高王淩之間是用了好多時間在談。杜老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正式出版。
根據反饋的意見修改了幾次後，送過兩家出版社審稿，但都退稿了，雖然說得比較委婉，但我知道深層的原因一是怕惹事，二是不看好賣錢。最後誤打誤撞人民出版社同意看看，我心裏偷笑：這實際是“老頭兒”的第一誌願。因為屢次談到出版時，他都讓我看看“人家鄧子恢”的書：人民出版社出的回憶錄和文集，當時沒有送人民出版社的原因，是擔心人民出版社的門檻高。
最後人民出版社審稿通過了，同意出版，看得出老人很高興。但是在給杜老看書的封底清樣時，上麵有一段話：“杜老是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建國以來長期參與中國農村問題的決策製定工作，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包產到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五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製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認並具有深刻影響的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製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人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老看後用粗重的筆，把“中國農村改革之父”這句一筆劃掉了！我據理力爭：用出版社的行話說這也是一個“賣點”，現在都講究經濟效益，出版社也得生存，你就默認了他們的說法吧。“老頭兒”用濃厚的山西口音斬釘截鐵地說：不行！我又爭辯：其實從前麵一段話順理推下來也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人家說得並不過分。杜老還是那兩個字：不行！我隻好怏怏作罷，到出版社編輯那裏說好話。
還有一件事，也是在確定書的封麵時。杜老同意的書名為《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當時出版社和我商量，這個書名有些不夠聳人聽聞，怎麼能突出杜潤生的作用，能否用《杜潤生自傳》。我說，這事問也不用問，肯定不行。再說不是有杜潤生著的字樣嗎？他們說字號太小。我當時靈機一動，建議：如果書名前加上“杜潤生自述”幾個字，再加上一個冒號，把書名“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變成杜潤生自述的內容，再把“杜潤生自述”幾個字用小些的字號區別一下？責任編輯拍手叫好，說太棒了！而且可以在書脊部分排成同一字號，就成了，《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書出來給他看時，我心裏很忐忑，畢竟這麼大的事沒經過他的同意，準備挨訓。隻見他把書翻過來、掉過去地把玩一番，如釋重負地說，可以閉眼了。我也如釋重負。因為我知道在他晚年除了“念念不忘”農村改革之外，在他個人的生活中這是一件大事，他曾多次寫條催我“把文集加快點付印”，“必須加緊搞，我準備結束寫作生活安度餘生”。
最後書稿的清樣給杜老過目時，杜老改過幾處，我記得其中有兩個字的改動，是把“不許”改為“不要”，大概是在談到包產到戶時（原件找不到了），把“不許包產到戶”改為“不要包產到戶”，“不許”和“不要”隻一字之差，對此分寸之拿捏，責任編輯大加讚歎：“我都不知用什麼話形容他的所改之妙了，隻能用‘狡猾’二字。”我說，是智慧，是用他特有的、有限妥協的圓潤，在改革兩難的夾縫中，求得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