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蘊暉
杜潤生是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問題專家，是直接參與領導我國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1978年以後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少數健在者之一。近年出版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以下簡稱《自述》），是杜潤生在耄耋之年，對他參與領導農村變革的決策和實踐的回顧與反思，是作者的親曆、親聞、親見。這部著作對了解中共高層的決策過程、不同意見的爭論、農村曆次變革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等，都有不加粉飾和避諱的真實敘述，披露了一些少為人知的真情，澄清了一些長期被誤傳的史實。
突破了當代史、回憶錄、口述史寫作中的種種陳規陋習
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到1978年以後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涉及中共高層多種不同意見的爭論和諸多領導人物。在當代史的寫作、回憶錄、口述史等著作中，長期形成一種陋習，其具體表現為：其一，凡被認為犯了錯誤的人，其人在史書上就不能再以正麵形象出現；其二，凡屬正麵人物，也不能提及曾犯有何種錯誤；其三，凡健在的人物，或本人早已仙逝，但子孫後代均在，其人其事也必須多有避諱；其四，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因曆史上曾有定論，為保持一致，也不能表述與之不同的意見等。杜潤生《自述》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作者突破了這種種陳規陋習，本著黨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一一如實道來。
重要一例是講了林彪。事情發生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之後，中央決議明確提出：今後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城市則以發展生產為中心。這時，華中、華南地區正在解放或尚待解放。如何把握當前的工作重心？杜潤生談到他向林彪提出這些問題後，林彪認為：我們麵臨的將是一個廣大的新區。從長遠看，基本上可以說是城市帶動農村，但眼前還是應該首先解決鄉村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因而工作重點應該首先放在農村。林彪提出在廣大新區工作重心仍應放在農村的思想，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肯定，並要求其他各大新區也都照辦。在土改以後，如何恢複經濟？林彪提出：農村搞土改，這是工作重點。但恢複經濟靠什麼？應該抓抓商業。他指出，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是因為農民不能接受軍事共產主義，可以接受商品經濟，等價交換。因此，恢複城鄉交流，要抓商業。鄧子恢也同意這個意見，並起草了給中央的報告。據說，劉少奇表示不支持，批評鄧子恢“拜倒於資產階級腳下”，是“屈服於資產階級的壓力”。關於林彪曆史上在軍事方麵的功績，這些年來不斷有人提及，但他在政治方麵值得記上一筆的事情，卻因為研究者有所顧忌而很少被提及。
披露了很多重要事實，澄清了一些長期被誤傳的史實
20世紀50年代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是當代中國史中的一件大事，直接影響到此後近3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杜潤生對這段曆史所作的追述，無疑具有重要價值。《自述》披露和澄清了很多重要事實。如：土地改革，專門談了“放手”和“防偏”的兩難決策。指出，1947年的土地會議提出的兩條要求：一是走貧雇農路線，二是要純潔隊伍，整幹部。因此造成“左”的偏差。特別是對群眾的過火行為，采取縱容態度，一切群眾說了算。“搬石頭”鬥幹部，結果幾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層幹部。“晉綏、冀魯豫最厲害，如晉綏領導幹部劉亞雄、牛蔭冠的父親，都是開明士紳，一直支持我們，本想保護一下，但就是通不過。有些地方群眾亂殺人，反映了部分群眾怕變天的心理，怕報複，因此不鬥則已，鬥則鬥死。”關於舊中國的土地占有狀況，長期流傳的“經典”說法是：地主富農占有土地總量的70%～80%。作者根據近年來重新整理的調查數據，指出：地主富農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說的70%～80%；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總量的40%，其人口約占5%。糾正了錯誤的傳統說法。又如：葉劍英因廣東土改有關華僑政策受到毛澤東誤解的真實情況；鄧子恢“四大自由”的由來；1953～1955年毛澤東與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分歧、兩人碰撞的個人因素及分歧的實質所在，都有詳細敘述。
尤其是關於1955年夏季，鄧子恢與毛澤東的爭論，遠非以往史書中寫的那麼簡單。指出，鄧子恢與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速度的爭論是兩次，而非一次。在1955年7月31日～%8月1日，中央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不點名地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前怕狼，後怕虎，有“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對這之前的爭論，因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並提到今冬明春105萬個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毛澤東在8月1日的會議結束時說：“和子恢同誌的爭論已經解決了。”但在8月3日這一天（不是人們相傳的7月31日會議之前），毛澤東再次找鄧子恢談話，又為合作社的發展指標問題發生了爭辯。杜潤生說：毛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點，100萬個再添30萬個，搞130萬個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為翻一番，看怎麼樣？鄧說回去考慮考慮。當晚，鄧再去見毛，講幹部與群眾思想都準備不夠，應該鞏固一批發展一批。應當以蘇聯為鑒，蘇聯集體化時期，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00萬的數字是反複商量、經中央同意才定下來的，我們爭取在實際工作中努力超過，不要再修改了。“主席聽了很不高興，不以為然地說：百萬就行，多30萬就不行？我看不見得。覺得鄧說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戰術問題和戰略問題混淆了，因此認為是路線問題。”於是，才有8月26日毛澤東關於停止鄧子恢和中央農工部指導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工作的批示；才有毛澤東認為鄧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轟”的說法；才有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所以，杜潤生特別指出：“現在人們看到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是經過兩次修改的，10月發表的並不是7月31日報告的原文。其中，新補充了許多問題，如批評我們從富農、富裕中農立場出發，批評驚慌失措，批評下馬、上馬一字之差，關於辦大社和高級社，肯定了蘇聯集體化是成功的（這點是專門針對鄧子恢談話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