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鄧、毛碰撞的個性因素，杜潤生分析說：鄧子恢是知識分子出身，熟悉民間風俗情況。遇事比較講求實際，很少教條。對毛澤東尊敬但又不搞個人崇拜。思想上無私無畏，肚子裏有話就說，少有保留。毛澤東是不能被激的，他認為可行的大事，你越堅持說不行，他越不相信，更加激活他積極的反向思維。杜潤生同時認為，鄧、毛碰撞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認識上的分歧——“實質上是生產力決定論和生產關係決定論的認識分歧”。
杜潤生對在這場爭論中所作的多次檢討，極其坦誠地說道：“在當時背景之下，鄧子恢和我本人，在經過一場爭論之後，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張的，以此為邏輯前提，作出一係列檢討，並非違心之舉。”
如實敘述了1978年以後農村體製變革逐步突破認識障礙的過程
作為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決策的重要參與者，杜潤生在《自述》中詳細敘述了1978年以後農村體製變革逐步突破認識障礙的複雜過程。1979年年初，杜潤生奉命重新回到農口，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王任重為主任）。對此時中央何以調他回農口工作，杜潤生以1955年安子文批評他右傾的話自嘲，1955年，我犯右傾錯誤，當時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批評我說：“農民觀念數你強，了解情況材料數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風向。”現在風向在變，也許因此而調我到新成立的農委工作。
當年對集體化農業的體製是否應進行變革，由於受到原有認識的局限，中共高層意見一時難以統一。最為突出的就是能否實行“包產到戶”。杜潤生身臨其境，書中對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等領導人先後態度的轉變過程；胡耀邦當時的難處；鄧小平何時表態；“獨木橋”和“陽關道”一說的由來，都有極其具體生動的記述。
（1）關於華國鋒、李先念和王任重對包產到戶，最初都持反對態度。杜潤生說，華國鋒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視農業的。“唯獨對改革人民公社體製、推行包產到戶持反對態度，難以一下子轉變過來。”一次在向李先念彙報內蒙古自治區搞“口糧田”的問題，杜潤生問李：“中央對此事可不可以認可？”李先念考慮片刻後說：“為了救荒搞‘口糧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產到戶。但沒有說禁止。”
1979年年初，國家農委召開七省（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三縣（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農口負責人座談會。會上發言讚成包產到戶的占多數。會議期間，《人民日報》以編者按的形式，在頭版發表王任重就包產到戶問題寫給人民日報社的一則批示：“態度要明朗，號召大家不要搞包產到戶，已包的說服引導，回到集體經濟。”3月15日，華國鋒到會講話，“對於包產到戶，他舉了湖南洞庭湖‘雙搶’的經驗，證明組織起來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產力。集體經濟還是優越的。但他也講到不要‘一刀切’。”王任重兩次到會講話，講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特別強調統一調配勞動力的優越性。王說：“合作化幾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壞？基本上是好的。”杜潤生說：他們兩位都是多講道理，允許自由討論，並沒有上綱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