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李先念說：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幹了幾千年，還是沒有糧食吃，還是受窮嘛！華國鋒再次用湖南“三夏”搶收搶種的事例來說，非集體化不可。
杜潤生認為：“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對包產到戶持反對意見，很大因素是要忠於毛澤東思想。”後來，思想也有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王任重調離農委，離任前與杜潤生懇談，王表示：作為過渡形式，他同意包產到戶，前途還是應堅持集體化。杜潤生在與李先念交談後，李也表示：“你把我說服了，我是老觀念，隻記得‘小農經濟跳不了三尺高’。”此後，三人不再堅持原來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
（2）1979年，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態度也比較謹慎。杜潤生說，一次他帶著為中央起草的農村工作安排意見去見胡耀邦，借機談到“責任製”問題，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後提的‘不要包產到戶’，改成‘準許包產到戶’。耀邦說：‘決議才通過，中央不好立即出麵修改’。”杜潤生評論說：“在耀邦所處的位置上，時機不到，處理像包產到戶這種帶有政治敏感的大問題，還受著某種約束，是可以理解的。”
（3）礙於多數的反對意見，鄧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態。關於鄧小平對包產到戶的表態，人們見到的是1980年5月關於農村政策的一次談話。事實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潤生說，在1979年那次中央會議上，由於華國鋒、李先念先後表態不同意搞包產到戶。鄧小平當場沒有就此問題表態。但是鄧說：“貧困地區總得放寬政策。”杜潤生認為：“這為他爾後支持包產到戶留下伏筆。”1980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為中央召開編製長期規劃會議做準備，將提交會議討論的問題向鄧小平彙報，胡耀邦、萬裏等在座。姚依林根據事先了解的情況提出，在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群眾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聽後說：“我讚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西北、貴州、雲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這是鄧小平就包產到戶問題第一次正式表態。
（4）“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盡管有了鄧小平的明確表態，但在黨內，意見遠未統一。在1980年9月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出現了“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杜潤生說：“發言反對包產到戶的，有福建、江蘇、黑龍江幾省的省委書記。支持的，有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說：“黑龍江是全國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一搞包產到戶，機械化發展就受影響，生產成了大問題，是倒退；集體經濟是陽關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楊易辰講話時，池必卿插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次會議形成的《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紀要，正是依據這個精神照顧兩方麵意見的妥協產物。“陽關道”與“獨木橋”也成了這場爭論留下的一句名言載入史冊。
涉及黨內高層不同意見的爭論，能像杜潤生這樣直呼其名，如實記述，把事實真相留給後人，確實不易。這是一種精神——對曆史負責的精神，對人民負責的精神，真正共產黨人的精神。
最後想指出的是，書中多數提到“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如今的年輕人要搞清這是何許人，大概都要到工具書中去對號入座。我想這絕非杜潤生的原作所為，而是出書的中間環節受到某種幹預的結果。在此，不能不為杜老表示遺憾。
（本文作者係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