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淩
回想起來，那還是在1996年，有一天杜老打電話來，問我願不願意幫他寫回憶？我當時沒多考慮，就一口答應了。現在，書終於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杜老的這本自述都是講什麼呢？簡單說，就是杜老從就任（中原局、華中局、中南局，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和在農口工作的經曆，並不是從他的一生說起（故此書名為“自述”而非“自傳”）。其中，包括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
首先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在本書中占了一章四節的篇幅，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關於土地改革意義的探討。過去一般以為，土地改革第一是為解放生產力，第二是為動員農民參軍支前。杜老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指出：僅有這兩點並不足以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它還有第三層意義，即“重組基層”。我曾據此寫成一文，可惜的是，這一論點至今還很少被人了解。它可以幫助我們深化對土地改革的理解，無論是秦暉認為中國沒有多少地主（特別是在北方），還是高王淩認為地租實收率並沒有過去說的那麼高（一般隻有地租額的七八成），也許都可以在這一層麵上予以解釋。
一般說來，當事人對他們自己經曆事情的曆史意義，並不一定有全然的了解。但應當注意，對這一件事，除杜老之外，當年不少老幹部卻是不無認識的（如杜瑞芝、林若），隻是沒有歸納到今天這種地步而已。
此書的第二部分是“合作化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一節，可能就是“1955年的風波”了。過去的說法是：
1955年7月初，毛澤東約鄧子恢談話，提出發展到130萬個社。7月11日，毛約見鄧，再次提出這一想法，但鄧仍堅持100萬的原定計劃。於是召開了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7月底～8月初）和七屆六中全會（10月）兩個會議，來解決這一問題。
杜老卻指出，事情並不是這樣的（最早在1993年）。他回憶說：
8月1日會議結束，毛澤東說：“我和子恢同誌的爭論已經解決了。”我聽到後，感到問題解決了，也鬆了一口氣。
其後在8月的某一天，毛又找鄧子恢談話，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點，100萬個再添30萬個，搞130萬個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為翻一番，看怎麼樣？這次談話從當晚一直爭論到天明。
本來經過7月會議，毛澤東認為和鄧子恢意見已經一致了，商量商量，接著再增加點數字。想不到，鄧子恢講了那麼多條件和問題，這就不是30萬個社的數字問題，而是一個根本估計問題。因此毛決定在更大範圍內解決這一問題。
在杜老的口述中，我曾多次發現他的說法與“正史”不一樣。也多次直率地對他提出：“是不是錯啦？”但最終發現，幾乎每一次杜老都是正確的，這一次也不例外。
經過對文件的進一步查證，我們發現，就在這一時期，事情發生了某些變化：
8月26日，毛發出指示：各地關於合作化的電報“由中央直接擬電答複”，不要農村工作部辦。
8月27日，毛起草了中央通知：“今年國慶節前後，中央可能召集各省市黨委書記、地委書記來京參加討論農業合作化及其他問題的中央會議（以前並無此類打算）。”
9月7日，毛起草中央通知說：“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集擴大的七屆六中全體會議，規定發言內容主要講合作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