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回憶說：
接著鄧小平召集廖魯言和他，傳達主席原話“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靠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
後來（1997年），在一次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小型會議上，杜老專門講了這一問題，他說：
取得一致後，重新爭論。犯錯誤不改，毛就認為是路線問題了……如果那次談話鄧子恢接受了130萬的數字，恐怕情況就不一樣……廬山會議彭德懷如果不寫那封信，事情可能就不一樣……
這引起與會者的很大興趣。我也建議去查毛的會客記錄，會後根據黨史研究室同仁查證，毛澤東在1955年8月3日曾單獨約見鄧子恢，這件事可以說已經證實了。
這樣一來，對這一曆史事件我們也就有了全新的、更深的了解。
杜潤生自述的再一個重中之重，就是包產到戶農村改革了。
過去談論這個問題，總是講一些省份和地方上都做了什麼（如安徽、內蒙古等），中央部門或農口好像並沒有起過什麼作用，或是幹脆不提。這就離曆史的全貌很遠了。《自述》用了很大篇幅討論這一問題，這是其他任何論著中都沒有的內容，尤其值得重視。
借此機會，我想特別強調杜潤生個人在包產到戶改革中的作用：1979年3月，新的國家農委成立不久，杜潤生在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這是一個專門討論責任製和包產到戶的會議），企圖把“包產到戶”的口子開大一點。雖然沒達到目的，但“包產到組”卻合法化了。
其後在會見胡耀邦時，杜潤生提出，現在可不可以由中央說話，把三中全會決議上的“不要包產到戶”，改成“準許包產到戶”？
1980年1月，在國家農委召開的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繼續鼓吹包產到戶。並在會議紀要中提出：對自發包產到戶的，不要硬性扭轉，更不可搞批判鬥爭。
1980年4月，在編製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姚依林到鄧小平那裏彙報，鄧遂說，在西北、貴州、雲南、甘肅等省，政策上要更放寬一些，有的地方可以索性實行包產到戶的辦法（這是首次聽到鄧明確表示支持包產到戶，當時還不讓登報）。
這以後，1980年5月，鄧小平第一次公開讚揚了包產到戶，說它“效果很好，變化很快”。
其後，還經曆了1980年9月的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形成1980年75號文件），1981年年初的河南、山東調查，五個“一號文件”的製定，以及前往若幹省份實際推行包產到戶等。從中我們也可了解農村改革的複雜和艱巨，其間經過政府和農民的多次“互動”，才終於實現了這次改革。在這一過程中，杜潤生曾發揮了莫大的作用，功不可沒，也因此博得了許多幹部和農民的尊重和愛戴。
現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幾乎每章每節，都是自己從錄音帶上剝下來，再由杜老批閱，一遍遍修改的（不過我一直在大學學史，而非供職於中央農研室）。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歲月，和我們之間建立起來的那種友誼和師生關係。毋庸諱言，在這中間，我向他學習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經邦濟世的學問啊）。因此，這一段經曆，也特別值得我珍惜和回憶。
（本文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