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潤生文集（1980—2008）》/餘展張太英
擺在讀者麵前的這部文集，是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30年曆史的見證。作者杜潤生同誌是一位學者型的領導幹部，長期從事農民運動和農村工作，是農業戰線德高望重的元老。曆史上，他曾經為中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作出過不懈的努力。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他先後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負責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政策研究，多次受中央、國務院委托，主持有關農村工作文件、特別是前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為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和農業的持續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的積極策劃和推動者。
這部文集所以標明1980～2008年，是因為1998年同樣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杜潤生文集》上、下兩卷集。收入了作者1980～1998年發表過的文章、講話共106篇。從1998年以來的十年中，由人民出版社、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了杜老的四部著作。現在出版的《杜潤生文集》三卷集，則涵蓋了在上述近30年間，除回憶錄以外，作者所發表的幾乎全部講話、文章，共256篇102萬字。正如作者在本書後記中所說：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濟，作為文集，本書乃屬封筆之作。這樣，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杜老共出版了九部著作，其中外文版兩部。
在改革開放30年中，前十餘年作者處於農村工作的領導崗位，其論述主要是回答農村改革與發展中麵臨的認識問題和實際問題，著重圍繞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闡述，為中央、國務院提供有關的政策谘詢；後十多年作者離開了領導崗位，其研究和論述的重點，更多是從國民經濟的全局上，探索與農村改革和發展相關的因素，繼續對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從經濟體製改革與政治體製改革必須相配套的基點上，闡述了建立民主法治、監督和製衡機製的必要性。通讀全書，若對作者的學術觀點和領導思想，作一最簡要的概括就是“過兩關”，即中國的改革必須要過“市場關”和“民主關”。作者主張在經濟上實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在政治體製上則要實行以建立民主法製為基本內容的改革，“用市場經濟激勵群眾，用民主政治團結群眾”。在過“市場關”的同時過好“民主關”。作者對我國改革目標框架的概括和闡述，是貫穿於全書的基本觀點和主導思想。
一
以土地集體所有、農民家庭承包，取代人民公社對土地的高度集中統一經營，是農村改革初期體製轉軌和產權變革的突破口。其目標在於重建農村微觀經營結構，以適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需要。為了給家庭經營正名，加快農村改革的步伐，作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麵對此作了科學的論述。收入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作者通過對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曆史經驗的總結，指出幾次出現“左”的錯誤大多都表現在如何對待農民特別是如何對待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上。包產到戶的幾起幾落，既反映了農民群眾對平均主義“大鍋飯”的不滿，也反映了他們對家庭經營的留戀。作者指出，包產到戶是受經濟法則驅使的，可導而不可堵。這裏所說的經濟法則，主要是指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法則。一種舊的生產關係，在它所容納的生產力未充分發揮以前，其作用是不會自行消失的。中國農民的家庭經營就是如此。
同時，作者根據馬克思主義合作製的理論，闡述了合作製務必注意選擇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恰當的結合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分配製度，借以提高農民的主人翁責任感。將集體所有的土地分配給集體的每個成員承包經營，把集體經營和分散經營結合起來，把專業化和經濟聯合連接起來，把所有權與經營權以及與此相對應的收益權區別開來，這樣做正是對合作製的完善和發展。這樣做，既繼承了合作化的積極成果，又克服了它的弊端，使農民的家庭經營在土地承包製中找到了體現自身的適宜形式。
此外，作者還從農業生產的特點上，闡明了在農業生產領域實行家庭經營的優越性，是其他經營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他說，農業是有生命的物質生產和再生產，它要經過兩個季節的前期資本和勞動投入，收益則集中在最終產品上，其主要生產資料土地又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因此更需要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熱情。家庭經營集勞動者和經營者於一身，提升了農民對土地的親和力，恰恰適應了上述特性。過去農民對待自留地的態度就是佐證。
由作者主持代中央和國務院草擬的1982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第一個“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包括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等形式在內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是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結構。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小私有的個體經濟，更不能當作資本主義去反對。這個文件的偉大意義，在於第一次由中央正式打破了包產到戶的禁區。正如當時人們所稱道的，這是為包產到戶注冊了社會主義的“戶口”。
作者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家庭農場大量存在的事實，說明我國農民的家庭經營，不僅適用於當前，而且能夠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有一個繁榮發達的未來。農業的家庭經營機製是廢除不了的。近代曆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國家，農業的經營主體仍然是不雇工經營的家庭農場，雇工經營的家庭農場反而減少。這是由於社會分工趨於細化，農業各種服務環節專業化、社會化，獨立為第三產業，新型的農業機械不斷湧現，可供家庭農場共同利用，一般科技知識的投入更無難處，因此經濟上比雇工經營更加合算。然而，家庭經營能夠適應農業新技術特別是生物技術發展的這一新情況，是馬克思主義導師們在世時所不曾預見的。
對於家庭經營，作者再三強調要長期穩定，並視之為農村政策的基石，這是為了穩定農民對土地的預期，鼓勵農民保護好利用好十分稀缺的土地資源，發展勞動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精細型生產。作者指出，土地雖不能再生，但土地有物理麵積和經濟麵積之別，從物理麵積來說同樣是一畝地，從經濟麵積來說可以是畝產幾十斤、幾百斤，也可以上千斤，其價值相差很大。因此，要注重提高土地的產出率。
當然，穩定家庭承包製並不意味著止於至善，將其一切方麵都固定下來。家庭經營的缺陷在於經營規模的不經濟。作者認為，家庭經營的生產功能將隨著農業產業生產函數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終究要找到適當的聯合方式。應當按照市場經濟的需要和國家政策的取向，引導農民打破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在自願的基礎上，以合作組織或股份製公司等形式建立利益共同體，共同利用服務業、加工業、銷售業，或采取公司加農戶的形式建立產供銷的一體化，增強市場競爭地位，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無論哪種聯合或合作，都不應改變土地的家庭經營，回到“歸大堆”的老路。沿著這個趨勢加以引導，將找到適合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特點的聯合形式，實現第二次飛躍。這將是在家庭經營基礎上實行的新的製度創新和組織創新，是具有內在科學驅動力的新事物。
二
在重建農村微觀經營結構的同時，作者強調應與改革宏觀經濟運行體製相配合，加快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作者以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經濟實踐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幾十年的計劃經濟由於缺乏市場經濟的物質激勵，引起經濟運行的僵化與扭曲，著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改革的實踐批判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觀點，證明了社會主義需要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由市場配置資源可以帶來經濟的繁榮。
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必須加快產品市場的發育，改變價格形成機製，由政府定價改為市場定價。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而交換的前提條件則是把不同量不同質不同手段的勞動，抽象為社會必要勞動，取得價值形態以實現平等交換。這件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難以做好的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可由交換各方依據自然形成的價格信號來求得解決。正如作者所說：“農民隻能接受價格信號的指揮。而合理的價格體製，隻能由市場形成。”就發育農產品市場而言，由作者主持代中央和國務院草擬的《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了改革已實行幾十年的農產品統派購製度，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的任務，使農民逐步從過去主要按國家計劃生產轉變到麵向市場需求生產上來，加快了農產品市場的發育，推進了農業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改革之初，保留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製是必要的，但作者認為這種既有壟斷又有競爭的機製，帶來了價格的扭曲，並可能製造尋租、腐敗，又導致生產要素的流動不足，應當盡快改變。作者認為在市場疲軟的情況下，更應放開價格，利用買方市場加快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更新步伐，迫使企業生產由數量型向效益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