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坤
一
杜潤生，原名杜德。1913年生。山西太穀縣陽邑村人。大學文化，出身破落富農家庭。其祖父、父親經商，後轉為農。杜潤生五歲喪母，13歲喪父。因此，不知自己的出生月日。幼時，刻在他記憶中的是家庭沉重的債務負擔，聽人說“父親不會理家，以致越理越窮”，他也是相信的。因此他立誌讀書，將來要整頓家業。
他小學畢業後當過一年店員，不久又辭退返鄉，準備上學。在此期間，他讀過《向導日報》和《共產主義ABC》。雖然看不懂，但琢磨意思知道這社會是要改造的，他也悟出個道理：“家裏窮，不是父親不好，而是社會不好。”
早年革命經曆
杜潤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讀書，該校一向有革命傳統。時值北伐戰爭結束，三民主義未能實現，各黨派都宣傳自己的主張。杜潤生曾寄希望於國民黨改組派，但其成員在野時講革命，一旦當了官就腐化，令青年們大失所望。蔣介石對內加緊鎮壓革命，“九一八”事變後卻對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動麵目大暴露。經過冷靜的觀察，他感到真正為中華民族實幹的隻有共產黨。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杜潤生很想靠近共產黨，因苦於找不到組織，他與其他青年自動組織一個“九一八讀書會”，發動抵製日貨，開展抗日宣傳。後來學校成立學生會，他積極參加，並成為骨幹。
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太原學生運動糾正了自流現象，把鬥爭鋒芒對準國民黨反動分子。太原國民師範校長梁先達和教育所所長苗培成，是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壓製學生抗日運動。學生們發動驅逐梁、苗二人的鬥爭，組織了包圍省黨部的請願活動，杜潤生是學生代表之一。軍警當場開槍，打死一人，傷十餘人，杜潤生也受了傷。慘案教育了民眾，也更加堅定了杜潤生參加共產黨的決心。他認為：“沒有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潤生先後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群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
驅梁學潮發展到反對當時統治山西的軍閥閻錫山，即遭到鎮壓，杜潤生被通緝，他隻好到鄉下躲避一段時間。1933年來到北平，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係，一麵學習，一麵從事學生運動。1935年，因被同鄉告密遭到逮捕，關押數月後釋放出獄。在“一二·九”運動中，他是學聯代表，後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總部宣傳部部長。1936年夏季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杜潤生在太行山地區參加抗日遊擊戰爭，投身根據地政權建設，曆任晉冀豫抗日義勇軍三支隊隊長，太行區黨委宣傳科科長，太行太嶽冀南聯合辦事處教育處處長，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教育廳秘書主任，太行山六分區專員、二分區專員，太原軍調小組軍事代表，太行區黨委城市部太原城委書記，太行行署副主任。
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運動
從學生時代起，杜潤生就非常重視理論學習和思考，在領導崗位上，他更重視用革命理論指導實踐。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黨組織為杜潤生作的鑒定中，就有“領導能力強，思想敏銳突出，有理論素養”這樣的評語。
解放戰爭中，1947～1949年，杜潤生隨劉鄧大軍南下，親身參加了挺進大別山的戰鬥，後來投入淮海戰役，參與領導所在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書長，中共中央華中局秘書長，淮西區工委書記，中共豫皖蘇地區四地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區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在領導中南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提出了分階段進行土地改革的主張，即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組織，再轉入分配土地。他還提倡下鄉參加土地改革的幹部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利於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在貧苦農民的階級基礎上。毛澤東主席肯定了杜潤生所提分階段進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澤東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指出：“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確秩序，本來應當如此”。
由於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潤生得到中央領導的賞識，於1953年年初被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初期，按中央決議推進農民的互助合作，鄧子恢部長和杜潤生提出的一些意見，毛澤東開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後來農村建立合作社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他們跟不上毛主席決策的變化，彼此出現分歧。主要表現在：第一，毛澤東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們則主張慢一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控製建社的一定數量；第二，在中南局土地改革結束以後，他們提過給農民經濟活動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澤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主張，缺乏清算；第三，關於合作社的形式，他們主張搞多樣化，不要限於一個形式。所有這些，毛澤東都不接受，認為是右傾錯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會上，毛澤東及中央主要領導人點名批評了鄧子恢和杜潤生，說他們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後來的會議和文章中則稱“小腳女人”）走路。當時，大規模合作化運動，還處在發動階段，受實踐經驗的限製，還不可能取得進一步的理性認識，他倆都作了檢討。這檢討不是違心的，他們由衷地承認主席是正確的，他們錯了。當時黨內有個別人提議要嚴加追究鄧和杜的責任，毛澤東說，杜某是一個好同誌，土改是堅決的。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邊實踐一段就好了。毛澤東為了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全書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審校，寫出按語，表現了重視調查研究、嚴肅認真的工作精神，這也使杜潤生深受感動。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給予評價，認為他們的主張是對的，不實之詞，予以推倒，鄧、杜舊案得以平反。
製定12年科學規劃的智囊和主筆
按毛澤東的意思，杜潤生本來是應該調到地方工作一段時間的。但是，一個與科學有關的機緣，改變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年初，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他談話說，“先不要下去，國務院最近要成立一個科學規劃委員會，規劃委員會下設個辦公室，要幾個具體抓工作的負責同誌去。”
1956年3月14日，國務院正式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是陳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張勁夫擔任秘書長，兼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範長江和杜潤生為辦公室副主任。
張勁夫登門拜訪了杜潤生，請他抓好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從此，杜潤生在新的曆史舞台上，成為製訂12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智囊和主筆。
要而言之，杜潤生為規劃的製訂做了至關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作為12年科學技術規劃追趕先進國家水平的發展戰略。規劃開始時，大家議論紛紛，與會科學家各自就比較熟悉的科學領域，提出大批課題。作為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要由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科技工作與經濟結合，選擇什麼發展戰略，這是必須明確的問題。如果齊頭並進，可能費力大而收效差。
周恩來在1956年年初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報告，其中談到12年科學規劃時有這樣一段話：“在製定這個遠景計劃的時候，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使12年後，我國的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根據這一論述，杜潤生建議由辦公室提出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作為12年科學規劃的發展戰略。這個方針的內涵，一是要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是要在現有國力的基礎上選擇重點項目，調動現有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加快培育新的人才，集中人力物力，限期完成。隻有掌握重點，才能後來居上。如果平均使用力量，財力有限、人才有限、學科很多，哪一個學科也半死不活，都長不大。既然中央說是要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就應當拿出“趕”的戰略來，所以，不掌握重點不行。這與過去傳統的做法不同，他們曾擔心科學家接受有一定困難，因此事先請示周總理，總理聯絡員傳來回話，說他個人同意，讓分別找科學界人士談談。一次郭院長和李四光副院長來開會，杜潤生和範長江一道向他們請教，李四光副院長很爽快地說：“按這個方針搞，成。”此後又召開中等規模座談會，沒有料到，經過討論，科學家大多數表示同意。
第二，提出“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製訂規劃的構想。參加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有幾百名，研究所和大學主張按學科規劃，產業部門則主張按任務規劃。雙方爭論不休。杜潤生對此潛心研究，他看了不少書，特別是美國和蘇聯製訂有關科學計劃的資料。他認為，組織科學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按學科組織，這是多數國家的做法；一種是按任務組織，這是政府參與科技事業許多做法中的一種選擇。哪種較好呢？根據世界各國的情況，凡是能夠迅速發展某些新興技術領域的，都是按任務組織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蘇聯和美國的科學進步最快。美國最初表現在原子彈研究上，這是以任務組織的。蘇聯的導彈技術、人造衛星也是以任務組織的。打破學科限製，合力完成一個任務，取得政府強力支持，這是以任務組織的好處。中國適於選擇後者，但要保留前者作為補充。
這樣，杜潤生就想出了“以任務為經，以科學為緯”的整合方法，簡稱“任務帶學科”。突破了這道難關，幾百位科學家的思想一下子就統一起來了。在這個基礎上，開始梳理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發展需要科學技術解決的重大任務，也曾請蘇聯顧問拉紮連科提出他的建議設想。最後歸納出13個方麵57項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12項重點任務，大部分科學家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三，杜潤生主筆起草了科學規劃綱要的“草案”，並組織起草了任務說明書。綱要草案共分九節，除前麵的序言和後麵的結束語外，其他七節的題目是：1956～1967年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任務的重點部分；基礎科學的發展方向；科學研究工作的體製；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置；科學技術幹部的使用和培養；國際合作。對57項重要任務，又組織科學家分組編寫了詳細的“任務說明書”，涉及任務的意義和預期結果，國際先進水平和我國現狀，解決任務的科學途徑，解決任務的大體進度，組織措施，工作的協調與監督等內容。綱要草案與任務說明書，共有600萬字。
在製訂規劃過程中，周總理聽過多次彙報。有一次開會，聶榮臻、郭沫若、李四光、張勁夫、範長江、張稼夫、武衡，還有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和幾個部委的同誌到會。在會上杜潤生進一步說明“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是根據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精神提出的。他還介紹了蘇聯顧問拉紮連科的評價：“像這樣一個全麵的科學規劃，又采取這種民主議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進水平。蘇聯都不曾全麵舉辦過。”周總理征求科學家們的意見。他們特別讚賞這個規劃方法，這樣既能夠使國家的任務取得成績，也能使有關學科找到新的生長點，使一些重要學科的發展能夠和國家的任務聯係起來進行研究。後來經中央討論，規劃綱要順利通過。
12年規劃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把科學家組織到國家建設的計劃當中，這個規劃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影響最大最好的規劃：第一，推動中國的科學走上現代科學軌道；第二，直接推動了國防工業的發展，其中，科學院把“四項緊急措施”，納入院的行動計劃；第三，對於各個大學和生產部門加強科學研究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從此，使科學為國家建設服務找到了具體的組織和實現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學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國追趕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進程，以致此後十多年時間就有了“兩彈一星”的成就，並由此帶動了計算機、自動化、電子學、半導體、新型材料、精密儀器等新技術領域的建立和發展。
從副秘書長到秘書長
杜潤生，原是要他去經濟研究所任所長的，而他在科學規劃工作半年的共同工作的過程中，張勁夫發現杜潤生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高，有見解，自己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好助手。因此，他建議把杜留在科學院領導崗位上，任副秘書長，並為院黨組成員。此議得到了周總理和中組部的同意。從杜潤生的角度看，通過半年多的相處，他認為張勁夫同誌，悟性很強，對新事物敏感，能夠抓住問題的要害，重視實踐效果，不說套話空話，有自己的見解，為人寬厚、用人放手、敢擔責任，很敬佩他的人格和領導作風，認為遇到了知音，對新的任命也欣然願就。
1956年年底杜潤生留任中國科學院後，他給自己定了三條修養目標：①努力工作，決不退坡；②努力學習，力戒驕傲，適應新環境，學點新知識；③服從黨的需要，絕不伸手，不鬧個人主義。他是這樣定的，也是這樣做的，講原則、顧大局，兢兢業業地為發展國家的科學事業學習和工作。
科學院的反右派鬥爭由張勁夫主持，在裴麗生和杜潤生等黨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之下，盡可能地保護了一些知名科學家。
1957年10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率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征求對12年科學規劃的意見，並商談合作項目。杜潤生作為團的重要成員，在那裏參觀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機構，訪問了一些行政的、學術的領導人。他們圍繞12年規劃，一個組一個組地與蘇聯有關方麵商談合作項目，定好派多少留學生去，替我們培養什麼人；蘇方送什麼專家幫助我們解決什麼問題；定下實施步驟，簽訂了合作協議。杜潤生回國後還寫出了訪蘇報告，其主要內容是蘇聯共產黨領導科學的經驗，我國可借鑒之處。他特別提到知識分子問題，在蘇聯，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指公開反對十月革命、逃亡國外的特定對象，沒有聽說作為一種階級成分提出進行改造運動之事，這對杜潤生後來分析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是有啟示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