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印
北京西黃城根南街著名的九號院。杜潤生老人背對著我，端坐在暮春的霞光裏。不忍驚擾這份溫馨從容，佇立良久，我還是輕輕推開虛掩的門，欲啟開一潭幽深的思想。
“我挨毛主席的批評不少，但我為真理為人民獻身，迄今無悔。”杜老開門見山地提起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
土地改革之後，毛澤東提議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1953年年初，鄧子恢同誌和杜潤生一起被調到該部，鄧任部長，杜任秘書長兼國務院第四辦公室（即農業辦公室）副主任（鄧任主任）。當時鄧、杜對合作化運動有一些不同意見，主張寧可慢些，但要好些，合作社的形式也不宜全國單一。另外，他們還主張給農民“四大自由”，就是雇傭、借貸、租佃和貿易的自由。
“黨內要追求一致，但決不能強求一致。我維護中央權威和統一決策，但也不簡單地附會領導人的意見，自己有不同意見也要表達。也許表達得不好，把烏紗帽丟了，但不能因此就不表達，那會造成一生遺憾。”今天的杜老，這樣總結自己一生的作風。
但在當時，鄧子恢、杜潤生等所表達的不同主張，被毛主席認為是右傾保守錯誤。1953年年底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說的一段話：“‘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隻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一套‘確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難矣哉’！”
1955年春，農村傳來強迫入社造成黨和農民關係緊張的信息。杜潤生被派到問題最嚴重的浙江傳達並解釋農工部的處理辦法。結果，浙江的農業社由五萬多縮減到三萬多個。4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同誌等出席，由杜彙報農村的情況。會議提出，當前合作化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月底，毛澤東從外地回來，帶回他對農村情勢的新判斷。5月1日，他到天安門觀禮，對中央副秘書長譚震林說，合作化還可以快一點，所謂農村存在緊張，合作化有強迫現象等說法，一概是“發謠風”。6月，毛主席與鄧子恢又圍繞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速度問題發生了爭論，毛主張明春合作社發展到130萬個，鄧主張維持100萬個。
7月31日，毛主席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
不久，鄧小平同誌召集杜潤生等傳達毛澤東原話，說：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於是，在10月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點名批評了鄧子恢、農工部和杜潤生。鄧子恢和杜潤生兩人做了檢查，接受毛主席的批評。會後不久，中央開會討論農工部錯誤問題。農工部副部長陳伯達提出，鄧子恢犯錯誤，杜潤生同誌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毛主席說，杜潤生是個好同誌，對土地改革是堅決的；隻是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麵幹一個時期就好啦。
1956年後，杜潤生被調到中國科學院任秘書長、黨組副書記。不久，便是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杜潤生被劃入張勁夫反黨反革命集團成員，遭受迫害，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
受盡衝擊迫害的杜老，超越個人的恩恩怨怨，對新中國成立後中央的戰略決策，進行了重新審視。他認為，農村經濟體製必須改革，包產到戶代替人民公社，是中國農民和領導機關長期博弈的產物。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中國農民作為生產力的體現者，起了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