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訪談錄/劉振坤
劉振坤：（以下簡稱“劉”）想請您談談在科學院工作的經曆。您是怎樣調到科學院的？
杜潤生：（以下簡稱“杜”）1953年，毛主席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我被調到北京。鄧子恢任部長，叫我當秘書長，幫助他工作。毛主席交代我們的任務主要是按中央決議搞好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當時鄧子恢和我對於農村工作，特別是關於合作社運動有一些意見，毛主席開始是接受的。後來，他有了變化，我們這邊跟不上，犯了錯誤。大體上當時總的方麵是我們主張慢一點，他主張快。快慢之爭，這是一條。第二條是我們還主張給農民一些經濟上的自由。我們在中南局，土改結束以後，提過給農民交易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的自由，還有可以雇工、租佃的自由等，叫做“四大自由”。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市場經濟。那時候沒有這個名詞。毛主席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主張。還有就是合作社的形式，我們主張搞多樣化，不要限於一種形式。所有這些毛主席都不接受，認為是右傾錯誤。大約在1955年的10月份開了一個會議，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中央領導人點名批評了鄧子恢，也批評了我。批評我們“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的時刻，像小腳女人走路”。我倆都作了檢討。這檢討不是違心的，因為還沒有更多的實踐經驗，豐富自己的認識，承認主席是正確的，我們錯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對過去若幹曆史問題已經作出決議，明確了是非。不過，1955年那時候我們是作為犯了錯誤的同誌，中央還是依照“治病救人”的寬容態度對待的。個別人提議要嚴加追究我的責任。當時，毛主席說，杜某“是一個好同誌，土改是堅決的。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邊實踐一段就好了”。
本來是準備把我調到下麵去的。後來，突然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找我談話說：“先不要下去，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再下去。下麵有幾位省委書記都想讓你去，我們也同意你去。但現在有一個工作更重要，要去的地方都是大知識分子，你是個知識分子。”我說，我不是大知識分子，是犯錯誤的小知識分子。他說：“你不要說了，那事情另說，你先服從調動！”這樣，我就到了科學院。
搞規劃嶄露才能
劉：12年科學規劃是怎樣發起的？
杜：這個遠景規劃的發起，主要是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會上，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向科學進軍！”說國家應當有一個遠期的科學技術規劃，爭取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使我國的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毛主席同一時期也講了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問題，1月25日又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進一步確定了國家要抓這件大事。周總理的報告是個綱，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要根據這個報告組織規劃。
劉：你們是怎麼搞規劃的，遇到了什麼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
杜：我記得我們幾個人第一次碰頭研究，怎麼搞這個規劃啊，咱們幾個人都不是科學家呀！
怎麼辦呢？範長江對我說：“老杜主意多，你先說。”我說：“我是個剛犯錯誤的人，我害怕說錯話。”他說：“你不要怕，講錯也是內部矛盾。”於是，我就提了個意見。第一，先搞清楚什麼是當代科技世界水平，選擇什麼突破點，然後研究追趕。大家同意後，就決定把每一個門類有名的科學家都找到，把所有學部委員（現改稱科學院院士）都找到。然後，就按學科和部門討論，讓各家都各說各的意見。
在此期間我們組織了一些很好的報告。如果一個學科隻有一派，一個人就行了。如果學派不同的就是兩個人。比如地質學就是黃汲清等兩個人。遺傳學也是兩人：一個是米丘林學派，由北京農科院的×（忘了名字）講；一個是摩爾根學派，由複旦大學的談家楨講。比如冶金，就一個學派，就叫科學院冶金所的所長李薰一個人講。還有幾個人報告的是最尖端的東西，是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他們作的。計算機是北京大學半導體專家黃昆作的。那時，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個學科都作了報告。錢學森的報告講了核聚變，說原子彈爆炸這個問題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搞核能的和平利用，不能用原子彈爆炸的辦法。怎麼樣從海水裏提取氫？怎麼能夠把氫聚變聚起來，把它點著！一個是製造核彈，一個是搞核能的和平利用，都應追趕。把這些前沿的科學都擺了一下，除本國科學界，還請來一批蘇聯科學院院士、通信院士，介紹當今各門科學技術發展的現狀和水平。又分組檢閱了我國科學發展的現狀，提出了趕超辦法和必要的條件準備。這樣一來，不僅使科學家相互溝通了信息，而且使我們這些外行都懂了一點科學的ABC，當時叫搞了點目錄學。
劉：什麼叫“任務帶學科”，它又是怎麼來的呢？
杜：第二個階段，發生了一個問題。已經知道先進水平是什麼了，我們如何趕呢？又開了個會。我解釋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決策緣由。這個口號提出來時，一部分科學家不讚成，說重點發展，把一般的丟了怎麼辦？一般的學科是個基礎。你光抓重點，不抓一般怎麼行？後來，這個問題通過周總理的聯絡員請示周總理，我記得四五天以後周總理答複說：“你們先試行提個建議讓科學界自由討論一番，最終一定要經科學家同意。”我們找科學院學部秘書惲子強、鄧稼先、楊連芳、過興先等六七位同誌調查了一下，得知：過去科學研究都是按學科設所、設室。按這種框架，此次規劃項目關係今後人才與經費如何分配，都想承擔課題，怕掛不上鉤，因此爭論激烈。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不僅是認識問題也是資源分配問題。這時候才想了個辦法，叫做“任務帶學科”。任務能夠帶動的學科先帶，帶不動的再另行安排。這個說法大家都表示同意，並取得了初步一致。
那麼，任務叫誰提出呢？請科學院蘇聯顧問拉紮連科列了若幹項任務。他用的方法就是按建設需求提出一個個科技課題，作為項目任務。每一個項目都要求掌握現有的，創造新的。所列任務按不同部門、工業（包括輕工重工各部門）、尖端科學任務、農業、交通運輸、重大理論探索、科學技術情報等分類，總共五六十項。後來又增加一項基礎理論研究若幹問題，以補充任務帶不起來的重大學科。然後分組討論，把任務討論清楚，需要相關學科解決什麼課題規定出來。技術科學、基礎科學，用著什麼來什麼。每一項都如此。所謂“任務帶學科”就是這麼來的。
然後，組織起草文件，按照這幾十項任務，組成一個個小組。每一項任務，都確定一個負責單位、多個參加單位，還寫明有些什麼課題，要求派多少學生出去留學，要求國家提供多少財政支持，設什麼機構，預定工作時限。工作進行到這一步，可以說已把大多數科學家意見納入規劃。可是還不能說取得完全一致。因為提出一個“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任務帶學科”，並不能滿足全部科學發展要求，還有些基礎科學研究定不上去。他們反映說：“這樣，我們不是沒什麼事情幹了嗎？”我們就向大家解釋，規劃要不要掌握重點？隻有掌握重點，才能後來居上。如果你平均使用力量，財政力量有限、人才有限、學科很多，哪一個學科都半死不活，都長不大。沒有重點怎麼行？既然中央說是要追趕世界先進水平，而先進水平大家又說得那麼多，不掌握重點不行。要掌握重點，就會有重點和一般的關係問題。用“任務帶學科”這個辦法，先解決一部分。這樣把絕大部分科學力量調集起來。下一步還要搞一個理論任務和學科規劃。此外，還留一個自由選擇空間，滿足規劃外的自由選題需要。這樣討論之後，絕大多數科學家心情就比較愉快了，可以坐下來工作了。上麵領導有這麼幾條東西取得共識，就把大家統住了。不然，外行管內行，沒有個目標控製，你就沒有辦法。
今天看世界科技發展，許多領域的技術創新，是靠基礎研究成果。關係人類遠景發展，國家必須在這方麵投入更多的財政與人力資源，否則會喪失機遇。
經過科學家們幾個月的共同努力，寫出了一本近百萬字科學規劃的書，即《12年科學遠景發展規劃綱要》。我替這本書寫了序。序中把“重點發展、迎頭趕上”寫進去了。我記得總理的聯絡員拿去向總理報告。總理組織開了一個會，聶總（聶榮臻副總理）、郭老（郭沫若院長）、李四光、張勁夫、範長江、張稼夫、武衡，還有幾個部委的同誌、技術委員會的負責同誌、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參加。我們給周總理先著重報告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討論情況，說明它是根據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的精神提出的，還反映了科學院蘇聯顧問拉紮連科給出的評價，他說：“像這樣一個全麵的科學規劃，又采取這種民主議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進水平。蘇聯都不曾如此舉辦過。”周總理征求科學家們的意見。在座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及錢學森都表示同意。他們特別滿意的是“任務帶學科”，對於一些重要學科能夠和國家的任務聯係起來進行研究，一方麵能夠保障國家的任務，另一方麵也能使這個學科找到新的生長點。我們提到還有一部分問題一下還帶不起來，怎麼辦？就決定將來有機會，專門再補訂一個理論學科規劃。周總理說：“好！這樣就把所有科學家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也注意了科學本身的平衡發展。”會議還同意派團訪蘇，去商定和落實合作項目。
遇知音留任科學院
劉：您是什麼時候留任科學院的？“四項緊急措施”又是誰提出來的？
杜：當科學規劃快完成的時候，我就和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說，任務完成了，在北京待的時間太長了，希望趕緊分配我的工作，下地方鍛煉。想不到安子文說，“不行，你走不了啦！”我問，“怎麼走不了啦？”他說，“原來想讓你到經濟所任職，現在科學院改組，從地方工業部調來張勁夫，從山西調來裴麗生，把你杜潤生也留下，組織個黨組，原來的人留錢三強、秦力生、鬱文、武衡。”隨後，陳毅和聶榮臻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宴會上把我們幾個人介紹給到會科學家說，中央很重視科學院，要科學院成為科學的“火車頭”，派來幾位同誌充實院黨組和行政領導，希望能對科學院的發展有所幫助。會後，又把我們留下，囑咐“要虛心地學習，要學一點科學，尊重科學家，遇事多商量”。我在那個場合不好意思說什麼個人意見。後來，我跟安子文說，我一直搞農村工作，可不是搞科學院工作的材料。他說，“人家要你呀，我們也同意。已經上報中央，不能變了。”
在明確了這個以後，趁著科學家還沒有離開北京，勁夫同誌說，商量商量科學院的工作。我們幾個人開了個小會，討論科學院除了做這些基礎理論研究以外，還應該搞什麼。大家議論同意另一個重點應當是尖端的東西。因此，勁夫同誌提出了幾項尖端技術：計算機、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等四項。因為，已經有了重點了，勁夫另起個名字就叫做“四項緊急措施”。這“四項”是尖端，對我們來說還是個空白，應優先發展，所以要采取緊急措施。這得到了周總理的支持。半導體在物理所內設室，自動化、電子學和計算機設所，另籌備建立計算機和半導體工廠。後來“四項緊急措施”確實見了成效。最早的幾台電子計算機，叫103機、104機，隨後是109通用機，都是科學院計算機所搞出來的。另外，還組織和充實了原子能研究所、力學研究所、化學所、大氣物理研究所等機構，參加“上天”的工作。後來，這“四項緊急措施”又和國防科委的研究課題掛鉤了。科學院專門成立了新技術局，穀羽任局長，她專門幫裴麗生跑這個事情。12年科學規劃：一個是任務57條，一個是學科規劃若幹本，一個是“四項緊急措施”。這樣，我們就在規劃裏為科學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確了幹什麼，而且得到了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在此期間，我和張勁夫同誌相處，他給我的印象很好：他悟性很強，對新事物敏感，能夠抓住問題的要害，重視實踐效果，不說套話空話，有自己的見解和語言，待人寬厚、用人放手、敢擔責任，勁夫的領導風格值得敬佩。
陪郭老訪問前蘇聯
劉：我看到您精彩的訪蘇報告，可否談談訪蘇的情況？
杜：留院以後，快到1956年年底，我們組織了科學家訪蘇代表團，由郭老（郭沫若院長）帶隊。隨去的幾個人是幫助郭老的，一個是範長江，一個是劉西堯，一個是我，一個是汪道涵。劉西堯是代表那時候的技術委員會（黃敬是主任），範長江是代表新設的科學規劃委員會（當時這兩個機構還沒有合並），我算是代表科學院，汪道涵代表機械部門。郭老是總領導，代表國家。我們在蘇聯的時候，毛主席也去了蘇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共產黨的會議。我們在蘇聯做了這麼幾件事情：第一，按57項任務派出了一批科學家，訪問蘇聯相應的研究機構。第二，按任務組對口談判合作課題項目，定好派多少留學生去，替我們培養什麼人。第三，他們派出哪些專家，幫助我們解決什麼問題。訪蘇期間，代表團內部領導層範、劉之間還發生了一些爭論，郭老同他們還因此回國了一趟。這事周總理聽彙報後說，“爭論缺乏原則性，也沒有實際意義。放下爭論，回去完成訪問事宜要緊。”我因病沒有回國，趁空帶著科學院計劃局局長、後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汪誌華訪問了蘇聯好多研究所。回來寫過一個訪問蘇聯科學院的書麵報告。報告介紹了蘇聯科學院的組織和活動，科學家晉級製度，科學院與產業部門、大學之間的分工等。在訪蘇中引發我思考的問題，仍留於記憶的有以下幾點：①關於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他們國家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指公開反對十月革命、逃往國外的特定對象，沒有聽說作為一種階級成分提出進行改造之事。②百家爭鳴問題。在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有過以斯大林理論劃線的現象。自然科學隻有生物農學這個角落出現過官方幹預事件，二十大後恢複正常。③麵向實際問題。主張由科學家自願選擇。因為各門學科很難說何者是脫離實際的，門捷列夫化學元素周期律當時的發現並非為化工生產服務。原子和粒子理論也是如此。基礎理論研究可擴大視野，不可輕視。④各類科學交叉形成的邊緣學科很重要。生物物理、生物化學、數學統計等前景廣闊。這裏常會形成新的科學生長點。⑤科學人員工資高一點，對國家利大於弊。培養十個人有一個出成績，就會收大於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