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曾用繼土改和家庭承包製之後“第三次翻身”來說明轉移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民從而富裕農民的意義。您認為目前民營經濟，特別是農村民營經濟的發展狀況如何？是否能夠擔當這一重任？您曾經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失衡的城鄉關係。目前加上小城鎮的發展、民工潮的存在、各種扶貧項目的開展等，盡管還不足以打破長期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但城鄉之間的聯係是空前的密切了。為什麼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卻似乎越來越大了？
杜潤生：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大部分鄉鎮企業已經實行股份製，股權分散了。有的地方的鄉鎮企業的總經理個人占了控股地位。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一部分人（20%左右）發展得很快，一部分人（20%左右）還徘徊在貧困的邊緣，農民有意見。但這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曆史性現象。
現在是市場經濟的條件，市場經濟就是差別經濟，發展有快有慢，出現兩極分化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我們需要在銀行貸款等方麵多給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一些支持，條件更寬鬆一些，使他們能夠給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兩極分化現象得到遏製。另外是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建立社會保障機製來彌合這種差異，盡可能地尋求最大程度的社會公平。
記者：對目前的“三農”狀況，您最關心的是什麼問題？
杜潤生：現在最關心的是農民太多了，土地太少了。要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這需要發展城市、城鎮、民營企業，改革國有企業，吸收盡可能多的農民就業，每年要創造至少1000萬以上勞動力的轉移就業機會。到21世紀中期，全國人口達到16億時，應該能夠做到八億人在城鎮，八億人在鄉村，使目前的九億農民下降到八億，城鎮化率達到50%。
[采訪劄記]雖然他已經是91歲高齡，聽力有一些障礙，但精神很好，思維清晰，與身邊工作人員的交流也非常好。據他身邊工作人員介紹，正常情況下，他都是上午到辦公室上半天班，有時也適當參加一些社會活動。
考慮到他年事已高，不願過多打擾，與杜老的訪談隻進行了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同時，杜老是一個謙虛至極的人，他不願意談自己做了多大有意義的事情。記者問他：“有人稱您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推動者，‘三農’問題資深專家、經濟學家，您怎麼評價自己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貢獻？”他笑了笑，然後伸出一個小拇指說：“我隻做了這麼一點事情，大家就給了我太高的評價，我不是什麼經濟學家、專家，現在更做不了多少事了，發揮點餘熱就行了。”
至於他本人的身世和經曆，杜老更是不願提及。比如，許多資料表明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月日，因為五歲喪母，13歲喪父，他幼時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家庭沉重的債務負擔，顯然也曾是貧寒出身的苦孩子。1956年起，他擔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成為製定12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智囊和主筆，並保護了大批歸國的科學家，但1966年6月被停職檢查，造反派甚至整夜地輪流審問，不讓他睡覺。他先後經受了幾十場大小會的批鬥。那時，每月吃飯隻給他11元錢，也不準與家屬見麵。事後杜潤生自我解嘲地說：“不過也有好處，從此，我戒煙了！”但對記者提問如何看待在中國科學院任職的十年對他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和開展相關工作產生的影響時，他卻不願回顧那段不愉快的經曆了。
據介紹，杜老於1996年6月9日離休，卻開始了目前這種半離半休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因為他的心思離不開關注了大半輩子的“三農”問題，在離休之後仍然每天要看相關動態情況，在許多場合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並寫了很多有獨到見解的文獻。他著有《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國農村的選擇》、《杜潤生文集》、《中國農村製度變遷》等著作，其焦點仍然是集中在他傾情關注的“三農”問題上，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國家的全麵發展，而發出一個縱覽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發展狀況的老人高屋建瓴的“三農”強音。
（原載《農民日報》2005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