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淩
過去30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對中國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經濟理論，而杜潤生及麾下的研究組正是這一理論的貢獻者。
在北京一條衰敗的胡同裏，95歲的杜潤生雙耳失聰，虛弱遲緩，他為改善農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氣力。27年前的1981年，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正在執筆起草一個裏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文件結束了包產到戶30年的爭論，正式確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層爭論激烈異常。一位親曆者回憶，“文化大革命”雖已結束，路線鬥爭慣性仍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沒有調和餘地。
在這種勢不兩立的政治氣氛下，杜潤生試探性地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1955年，因為對農村合作化心存疑慮，杜潤生曾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解除了他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文化大革命”中杜潤生成為右派，被喻為解散農業合作社的罪魁禍首。在一個破舊的小屋中暫住，被開除黨籍的他，“心裏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
或許這段政治遭遇幫助他練就了“道並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萬裏曾說，為什麼同樣的道理，從我們口裏說出來，和從杜潤生同誌嘴裏說出來就不一樣。話讓他一講，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
在貧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建言同時得到了兩派的應允，很快證明成效顯著。中央的態度發生變化，“包幹到戶”從此呈燎原之勢。事後有人總結，正是農民的“闖一闖”，杜潤生的“試一試”和鄧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這個偉大的變革。
1981年，杜潤生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振聾發聵。他說，集體經濟已難以維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說，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困。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潤生率調查組分赴各省實地考察，來自安徽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是中國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潤生主持起草了改變中國農村曆史的中央“一號文件”。他創造性地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麼害怕“包產到戶”。熟悉這段曆史的人後來評價，在波瀾不驚中，時代的巨輪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未發生任何震動，這是何等的大手筆。
20餘年後的2008年，百位中國知名經濟學者向杜潤生表達集體敬意。他們認為，過去30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對中國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經濟理論，而杜潤生及麾下的研究組正是這一理論的貢獻者。
杜潤生一生堅持田野調查。他和他的團隊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鄉，去了解農民想什麼，幹什麼，有什麼要求。師從杜潤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為思考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堅，他們中有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以及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這三位都曾直接參與了20世紀80年代連續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
晚年的杜潤生已倦於回顧自己對“包產到戶”的作為，他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在安靜的個人世界裏，他獨自思考了更多，最終總結成一句話，中國的改革要過兩關，一個市場關，一個民主關。沒有了聽力和交談的能力，但“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憂患的目光始終投向遠方。
（原載《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