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展開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我挺身走上解放全中國的戰場，甘心情願接受血與火的考驗。
一、挺進豫西
自願參軍，我是真革命土地改革前，我家三口人，有土地八畝三分五厘，土改後被評為中農成分。這時，我在家種地務農，自己的冤屈還沒有弄清白仍然受著歧視。正因為如此，這件壞事逼我上了梁山，堅定了我參加解放軍的決心。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全麵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各民主根據地。8月，上級動員青壯年參加人民解放軍。壺關縣民教科科長康沛烈曾宣傳和鼓動教職員“要奮發圖強，參軍參戰，保衛抗戰的勝利果實和廣大民群眾翻身土改果實。”
這時候，我可以說是思緒萬千，一是想到我們是解放區，老百姓剛翻身過上安定日子。倘若反動派、蔣匪軍卷土重來，那我們還要受苦，革命者還是一死，不如參軍為保衛勝利果實而戰。二是想到自己在村上挨整受罪，不知啥時候才能給自己說清楚，不如去當解放軍，接受戰爭的考驗。我在與親人商量後，打定了參軍的主意。
我向村幹部提出參軍意願，但有人反對，說什麼“張安書不能去，他是假參軍。”還硬讓我到村農會成立的鐵業社當鐵爐工人。
1947年2月，上級又下達擴軍令，動員青壯年參軍。這時，我31歲，也在被動員的17歲到35歲青壯年之列。古人雲，男子三十而立。我已經過了而立之年，卻還是一事無成，有力不能報國，有誌不能施展。麵臨上下有人對我的責難，我想這次一定要走，就是死在戰場也比在家挨整受氣強。於是積極響應上級關於“堅決打出去，解放全中國”，進行“大反攻”的號召，挺身而出，再次報名參軍，表示願死在戰場上，以此來證明我是真革命。同時向村幹部表明：“參軍後如果我怕苦怕死開了小差，成了‘假參軍’，家裏有兄弟張安好可代我受處罰。至於在南政府當兵的事，如果查出有危害組織和陷害同誌等問題，可以隨時讓我回來抵命。”
張滿堂講：那年搞冬學，二爸受了大罪。過後他來我家，說：“大哥大嫂，我該怎麼辦？往哪裏去是個活路？”我媽（丁狗英，1914—1981）雖是女流，但很有見識，說：“過去你在外麵幹事，國民黨說你是‘暗八路’，抓了你。你逃出來回到抗日政府，現在有人硬說你是‘國民黨’，這是無名罪呀！”於是就出了個外出躲避的主意：“反正你在家也待不住，幹脆跑了拉倒！”
不久，上邊動員青壯年參軍參戰打老蔣，二爸找我爸媽商議，說：“我想去當兵！”我媽說：“對，當兵去，興許有個出路。”當時，我奶奶（王氏，1893—1957年）也在場，她一聽就哭起來，說：“當兵就是送命啊。孩子你要一走，可就回不來啦。”但是，二爸的決心很大，說：“回不來就回不來！這回我是非走不行，堅決不在家呆了！”我媽說：“安書兄弟，你要是真能離開五集，就不要再回來，省得在家活受罪！”晚飯時，一人隻喝了一碗小米湯，全家人哭了一場。
那天的動員會上，二爸第一個站起來，說：“我要去！”接著主動站起來的有李買栓、張銀水等。
對我自願參軍一事，村幹部還進行了一番討論。村長李買栓（1919年10月生於五集村，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8月任村長、五區分委。1949年2月全縣選調71名幹部，組成支持新區班子，他隨軍南下福建，後任至順昌縣法院院長）、農會主席張滿倉等很為支持，最後研究同意讓我報名參軍。到流澤區檢查身體時，我還向區上領導談了自己在群眾運動中不能虛心對待，後又屈認在南政府公安局當兵是“反革命”的思想包袱，盡管這樣，我還是願意到部隊接受鍛煉和考驗。我的這一思想認識，得到區領導的肯定和鼓勵。縣上審查時，已擔任縣武委會主任的杜繼周同誌與我談話，讓我不要有太多顧慮，至於群眾運動中受了些冤屈以後會弄清楚的，勉勵我到部隊好好幹，為人民立功，給家鄉爭光。
我決心要參軍，可家裏困難不小，海棠媽這時已有身孕四個月，正是需要親人照顧的時候，但她很明理。這些年兵荒馬亂，我一直在外邊跑，她知道我幹的事是為了打鬼子和窮人得解放。她一個人在家除了為我擔驚受怕外，一旦鬼子掃蕩她自己也要東躲西藏。她一手把女兒拉扯大，確實不容易。她跟我這麼多年，知道我的脾氣倔強，隻要想幹的事，誰也攔不住。特別是對我受人家迫害，也知道在村上沒有出頭之日，於是支持我參軍。說到懷著的孩子，她表示不管是男是女，一定撫養成人。特別是我的大嫂丁狗英給我許多鼓勵和安慰，並主動承擔照顧海棠媽坐月子等，而家裏平日生活上有安好兄弟照料，這讓我更放心了。再說軍屬家的農活，上級要求由村上全麵照顧，我也少了許多牽掛。
張滿堂、張鬆堂講：二爸受整前，曾將一卷紙交與我媽保管。鬥爭會上曾追問過，說是什麼反革命證據。我媽在二爸參軍時交還給他。後來知道這東西是一冊整風學習材料彙編。
二爸參加解放軍一年後，捎回來一封信，問候家人。知道他還活著，我媽說：“隻要人在，就好。走了就不要回來啦，要不還要受整哩。”二爸是個有命的人，後來還成了英勇殺敵的功臣。
張安勝與妻王海娥合影我參加解放軍，是五集張家的光榮，也是紫水王家的光榮。這時的我是啥也不顧了，但親人們都替我擔心，盼望我能活著回來。
新兵到縣上集中時，我和張金壘、張銀水、張安勝、張安保等七名參軍者一起胸戴大紅花，五集村的幹部群眾敲鑼打鼓熱情歡送，一直送出村口。在歡送的隊伍裏，我的女兒海棠歡喜跳躍，她媽站在門口目送我們出發。後來還知道我走的那天，我的生母也是倚門而望，遙送兒子遠行。
靳春英講：抗戰勝利後為保衛翻身果實，上級來了幾次擴軍令。動員青壯年參軍時，老人們擔心孩子去了回不來，許多年輕人也害怕。1947年2月那次召集青壯年在大廟裏開會，安書、銀水都是自動報了名，最後咱村走了六七個。
陳元富講：1947年擴軍時，區上來人在大廟召集青年人開動員會。有的年輕人不願去就跑了躲起來。區上在大廟裏開會時不讓與會的人隨便出去。2月走的一批是七個人。9月又動員，我報了名，但檢查身體後被挑了出來，沒能走成。最後批準走的是整整一個班，有楊白金、楊來則、張喜文、張銅鎖、張洛柱、張天保、靳保山等12個人。村上給每人送一條白毛巾，八音會吹打著一直把他們送出村口。一人參軍，全家光榮，軍屬都會受到優待。農忙時節，村上派人幫著收種。每年臘月三十日，村幹部要慰問烈軍屬，送春聯、掛紅燈，這個傳統堅持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