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展開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我挺身走上解放全中國的戰場,甘心情願接受血與火的考驗。
一、挺進豫西
自願參軍,我是真革命土地改革前,我家三口人,有土地八畝三分五厘,土改後被評為中農成分。這時,我在家種地務農,自己的冤屈還沒有弄清白仍然受著歧視。正因為如此,這件壞事逼我上了梁山,堅定了我參加解放軍的決心。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全麵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各民主根據地。8月,上級動員青壯年參加人民解放軍。壺關縣民教科科長康沛烈曾宣傳和鼓動教職員“要奮發圖強,參軍參戰,保衛抗戰的勝利果實和廣大民群眾翻身土改果實。”
這時候,我可以說是思緒萬千,一是想到我們是解放區,老百姓剛翻身過上安定日子。倘若反動派、蔣匪軍卷土重來,那我們還要受苦,革命者還是一死,不如參軍為保衛勝利果實而戰。二是想到自己在村上挨整受罪,不知啥時候才能給自己說清楚,不如去當解放軍,接受戰爭的考驗。我在與親人商量後,打定了參軍的主意。
我向村幹部提出參軍意願,但有人反對,說什麼“張安書不能去,他是假參軍。”還硬讓我到村農會成立的鐵業社當鐵爐工人。
1947年2月,上級又下達擴軍令,動員青壯年參軍。這時,我31歲,也在被動員的17歲到35歲青壯年之列。古人雲,男子三十而立。我已經過了而立之年,卻還是一事無成,有力不能報國,有誌不能施展。麵臨上下有人對我的責難,我想這次一定要走,就是死在戰場也比在家挨整受氣強。於是積極響應上級關於“堅決打出去,解放全中國”,進行“大反攻”的號召,挺身而出,再次報名參軍,表示願死在戰場上,以此來證明我是真革命。同時向村幹部表明:“參軍後如果我怕苦怕死開了小差,成了‘假參軍’,家裏有兄弟張安好可代我受處罰。至於在南政府當兵的事,如果查出有危害組織和陷害同誌等問題,可以隨時讓我回來抵命。”
張滿堂講:那年搞冬學,二爸受了大罪。過後他來我家,說:“大哥大嫂,我該怎麼辦?往哪裏去是個活路?”我媽(丁狗英,1914—1981)雖是女流,但很有見識,說:“過去你在外麵幹事,國民黨說你是‘暗八路’,抓了你。你逃出來回到抗日政府,現在有人硬說你是‘國民黨’,這是無名罪呀!”於是就出了個外出躲避的主意:“反正你在家也待不住,幹脆跑了拉倒!”
不久,上邊動員青壯年參軍參戰打老蔣,二爸找我爸媽商議,說:“我想去當兵!”我媽說:“對,當兵去,興許有個出路。”當時,我奶奶(王氏,1893—1957年)也在場,她一聽就哭起來,說:“當兵就是送命啊。孩子你要一走,可就回不來啦。”但是,二爸的決心很大,說:“回不來就回不來!這回我是非走不行,堅決不在家呆了!”我媽說:“安書兄弟,你要是真能離開五集,就不要再回來,省得在家活受罪!”晚飯時,一人隻喝了一碗小米湯,全家人哭了一場。
那天的動員會上,二爸第一個站起來,說:“我要去!”接著主動站起來的有李買栓、張銀水等。
對我自願參軍一事,村幹部還進行了一番討論。村長李買栓(1919年10月生於五集村,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8月任村長、五區分委。1949年2月全縣選調71名幹部,組成支持新區班子,他隨軍南下福建,後任至順昌縣法院院長)、農會主席張滿倉等很為支持,最後研究同意讓我報名參軍。到流澤區檢查身體時,我還向區上領導談了自己在群眾運動中不能虛心對待,後又屈認在南政府公安局當兵是“反革命”的思想包袱,盡管這樣,我還是願意到部隊接受鍛煉和考驗。我的這一思想認識,得到區領導的肯定和鼓勵。縣上審查時,已擔任縣武委會主任的杜繼周同誌與我談話,讓我不要有太多顧慮,至於群眾運動中受了些冤屈以後會弄清楚的,勉勵我到部隊好好幹,為人民立功,給家鄉爭光。
我決心要參軍,可家裏困難不小,海棠媽這時已有身孕四個月,正是需要親人照顧的時候,但她很明理。這些年兵荒馬亂,我一直在外邊跑,她知道我幹的事是為了打鬼子和窮人得解放。她一個人在家除了為我擔驚受怕外,一旦鬼子掃蕩她自己也要東躲西藏。她一手把女兒拉扯大,確實不容易。她跟我這麼多年,知道我的脾氣倔強,隻要想幹的事,誰也攔不住。特別是對我受人家迫害,也知道在村上沒有出頭之日,於是支持我參軍。說到懷著的孩子,她表示不管是男是女,一定撫養成人。特別是我的大嫂丁狗英給我許多鼓勵和安慰,並主動承擔照顧海棠媽坐月子等,而家裏平日生活上有安好兄弟照料,這讓我更放心了。再說軍屬家的農活,上級要求由村上全麵照顧,我也少了許多牽掛。
張滿堂、張鬆堂講:二爸受整前,曾將一卷紙交與我媽保管。鬥爭會上曾追問過,說是什麼反革命證據。我媽在二爸參軍時交還給他。後來知道這東西是一冊整風學習材料彙編。
二爸參加解放軍一年後,捎回來一封信,問候家人。知道他還活著,我媽說:“隻要人在,就好。走了就不要回來啦,要不還要受整哩。”二爸是個有命的人,後來還成了英勇殺敵的功臣。
張安勝與妻王海娥合影我參加解放軍,是五集張家的光榮,也是紫水王家的光榮。這時的我是啥也不顧了,但親人們都替我擔心,盼望我能活著回來。
新兵到縣上集中時,我和張金壘、張銀水、張安勝、張安保等七名參軍者一起胸戴大紅花,五集村的幹部群眾敲鑼打鼓熱情歡送,一直送出村口。在歡送的隊伍裏,我的女兒海棠歡喜跳躍,她媽站在門口目送我們出發。後來還知道我走的那天,我的生母也是倚門而望,遙送兒子遠行。
靳春英講:抗戰勝利後為保衛翻身果實,上級來了幾次擴軍令。動員青壯年參軍時,老人們擔心孩子去了回不來,許多年輕人也害怕。1947年2月那次召集青壯年在大廟裏開會,安書、銀水都是自動報了名,最後咱村走了六七個。
陳元富講:1947年擴軍時,區上來人在大廟召集青年人開動員會。有的年輕人不願去就跑了躲起來。區上在大廟裏開會時不讓與會的人隨便出去。2月走的一批是七個人。9月又動員,我報了名,但檢查身體後被挑了出來,沒能走成。最後批準走的是整整一個班,有楊白金、楊來則、張喜文、張銅鎖、張洛柱、張天保、靳保山等12個人。村上給每人送一條白毛巾,八音會吹打著一直把他們送出村口。一人參軍,全家光榮,軍屬都會受到優待。農忙時節,村上派人幫著收種。每年臘月三十日,村幹部要慰問烈軍屬,送春聯、掛紅燈,這個傳統堅持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