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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講述查拉圖斯特拉的故事。這本書的基本觀點是永恒回歸的思想，也就是可達到的最高的肯定方式。這種思想是在1881年8月產生的：我把它寫在一張紙上，並題了詞：“遠離人類和時間六千英尺。”那一天，我在西爾瓦波拉納湖濱的林中漫步；走到離蘇爾萊不遠的地方，一塊巨大而雄偉的岩石聳立著，我在那兒停下腳步。這時，這一思想在我腦海中不禁冒了出來。回想起幾個月前的那一天，作為預兆，我感覺到，我的審美產生了一個突然的、極其深刻的決定性變化，特別在音樂方麵。也許整個查拉圖斯特拉都可以視為音樂；無疑，其先決條件就是能夠聽出藝術的再生。1881年春，我在離維森查和雷誇羅不遠的一個小規模的山區療養浴場度過。在那裏，我與我的朋友、音樂大師彼得·加斯特（同樣是一位“再生者”）在一起，當時我發現，音樂鳳凰披著前所未有的輕飄而燦爛的羽毛，從我們身旁飛過。如果從那天算起，到1883年2月在難以想象的情況下突然停下為止（書的最後部分，同樣也是我在序言中引用了幾句話的那一部分，完稿的神聖時刻，正是理查特·瓦格納在威尼斯逝世的時刻），這本書共“懷胎”十八個月。正是十八個月這樣的數字使我產生這樣的想法（至少佛教徒是這樣認為），我本來是一頭母象。這期間我在撰寫《快樂的科學》，這本書有成百種跡象接近無與倫比的東西；最終，它促使了查拉圖斯特拉本人的出現，第四部分倒數第二段表現了查拉圖斯特拉的基本思想。同時，《生命頌》（用於混聲合唱和樂團）也是在這期間創作的，E·W·弗利茨兩年前在萊比錫出版了《生命頌》的總譜：它也許顯示出我在這一年的精神狀態方麵不無意義的征兆。那時候，我內心充滿著非常特殊的肯定的激情，我把這種激情稱為悲劇激情。將來總有一天，人們會唱著這支歌來紀念我。因為這方麵有些誤傳，所以我要強調一下，歌詞不是我寫的，而是出於一位年輕的俄國女子的驚人的靈感。這位俄國女子就是路·馮·沙樂美小姐，當時我和她是朋友。凡是能夠從這首詩歌的最後幾句歌詞中悟出某些含義的人，就會猜到，我為什麼會喜歡和讚賞它：因為這後幾句歌詞包含著偉大。不能把痛苦視為反對生命的：“你再不把剩下的幸福給我，那好！你還會有痛苦……”也許我的音樂在此處也是偉大的（雙簧管的最後一個音符是cis調，不是C調，此處乃印刷錯誤）。第二年冬天，我是在離熱那亞不遠的幽雅而寧靜的拉帕羅海灣度過的，這個海灣在沙瓦利和波爾多弗諾海角之間伸入陸地。當時，我的健康狀況不是最佳；這個冬天寒冷，多雨；小旅館就在海邊，以致大海的濤聲使我夜裏無法入睡。這個小旅店提供的一切幾乎都是和願望相反的。盡管如此，這年冬天，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在這不利的環境中誕生了，這幾乎證明了我的話：一切決定性的東西都是從對抗中產生的。每天上午，我朝著南方，向著通往左格裏的風景宜人的大街走去，登上高坡，穿過樹林，遠眺大海；每天下午，隻要健康狀況許可，我經常會沿著從桑塔瑪格裏塔到波爾多弗諾的整個海灣漫步。這個地方及其風景，由於深受那個令人難忘的德意誌皇帝弗裏德裏希三世的喜愛，也就愈來愈接近我的心田。1886年秋天，當弗裏德裏希三世最後一次訪問這個小小的、已被遺忘的歡樂世界時，我碰巧再度來到這裏的海濱。就是在這兩條路上，我想起了整個查拉圖斯特拉的雛形，首先，查拉圖斯特拉本身就是典型：更確切地說，他向我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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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種典型，首先必須弄清他的生理條件：那就是我所說的非常的健康。對於這個概念，沒有比我自己在《快樂的科學》第五部分結束語中說明得更清楚，更典型的了。“我們這些新人，沒有名氣的人，難以理解的人——也就是說——我們是尚未證明有前途的早產兒，我們為了新的目標也需要新的手段，也就是需要新的健康，要比以往更強壯，更精明，更堅強，更勇敢，更快樂。一個人在內心裏渴求經曆至今為止的全部價值和願望，並想繞過這理想主義的‘地中海’的各個口岸航行，一個人想從自身冒險的經曆中知道一個理想的征服者和發現者是怎樣的心情，並想知道一個藝術家、聖徒、立法者、賢人、學者、虔誠的信徒、老式的神聖而古怪的人是怎樣的心情，為此他首先必須非常健康——他不僅擁有這種健康，而且還必須在目前和在未來不斷地保持這種健康，因為他在目前和在未來都必然要付出健康……如今，我們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很久，我們這些理想的追尋者，也許勇敢多於智慧，不時可能觸礁翻船，遭受損害，但是，如我所說，我們比別人所想象的更為健康，受到損害的健康，又恢複了健康，我們覺得，為了報答健康，我們麵前似乎還有一個尚未發現的陸地，它無邊無際，望不到頭，它是至今為止所有理想陸地和理想海角的彼岸，它是充滿美麗、奇異、疑惑、恐懼和神聖的世界，以致我們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達到無法自製的地步——啊，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滿足我們的欲望了！……具有這樣的前景，並懷著對知識和良知的熱望，我們怎能對當今的人感到滿意呢？這種情況已經是很糟糕的了，但是，更甚者還有無法避免的事，那就是我們不能真正以嚴肅的態度正視人類最莊嚴的目標和希望，也許對此還不屑一顧……另外一個理想出現在我們的麵前，這是一個奇特的、嚐試性的、危險重重的理想，我們不想勸說任何人去追求這種理想，因為我們不會這麼輕易地把這種理想的權利給予任何人：它隻是某一種人的理想，這種人天真地（也就是說不情願地），並且由於精力旺盛和強大而去玩弄那些一向被視為聖潔、善良、不可接觸和神聖的東西；對這種人而言，民眾借以公平地確定價值標準的最高的東西，就已經意味著危險、衰落、卑賤，或者至少意味著養神、盲目、暫時忘我；這是一種人性而又超人性的幸福和善意的理想，這種理想常常以非人性的形式出現，比如，當它把至今為止人間的一切艱辛，把至今為止舉止、言語、聲音、目光、道德和使命的莊嚴性看成它們最真實的、非自願的諷刺劇時，盡管如此，隨著這種理想的出現，也許偉大的嚴肅性才開始，本來的疑問才產生，心靈的命運在轉變，時針轉動，悲劇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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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有誰能夠對詩人們所指的強大時代的靈感下個明確的概念呢？無論如何，我想描述一下。事實上，如果一個人身上還帶有一點點殘留的迷信，他就幾乎不可能拒絕人隻是巨大力量的化身、口舌、媒介這些概念。啟示這個概念，其含義就是，突然間，我們可以非常可靠地和精確地看到和聽到一些能深刻地震撼和推翻一個整體的東西，這個概念描寫的就是實情。我們聽到了，但不去尋找；我們拿到了，但不問是誰給的；一種思想就像閃電一樣發光，是必然的，毫不遲疑的，我從來沒有選擇過。一陣欣喜若狂，狂喜無比造成緊張的情緒，有時使人熱淚盈眶，步伐隨著緊張的心情不由自主地時而快速，時而緩慢；一種完全失去的自我控製而清楚地感覺到渾身上下劇烈的戰栗；這時感到一種莫大的幸福，這種幸福和最大的痛苦、最深的憂鬱都不是對立麵了，而是具有製約性、挑戰性，而是光譜中必不可少的色彩；一種韻律關係的本能，這種本能跨越公式的廣闊的空間——長度，也就是根據一種長跨度韻律的需求，幾乎是靈感力量的標準，一種對抗其壓力和張力的平衡力。一切都是在最高程度中無意發生的，但是如同在一場自由感、絕對性、權力和神聖的風暴中發生的一樣……形象和比喻的無意識是最奇特的；什麼是形象，什麼是比喻，人們已沒有什麼概念了，一切東西都是以最接近的、最正確的、最簡單的表達形式出現的。想起查拉圖斯特拉的一句話，真的好像事物自己向前走來，表示願意作為比喻（——“這裏，萬物都來親切地與你說話，並恭維你：因為它們想騎在你的背上奔跑。在這裏，你用任何一個比喻都可以達到每一個真理。在這裏，所有存在的言語和文字寶藏都展現在你的麵前；在這裏，一切存在都要變成言語，一切轉變都要向你學習說話——”）。這是我在靈感方麵的經驗；我毫不懷疑，人們要回到幾千年前去才能找到那個有權利對我說下述這句話的人：“這也是我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