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晚19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送一則消息：“遼寧省大連市金屬器材加工廠因經營不善、虧損嚴重，決定倒閉……”
一石投水，引起軒然大波。
億萬觀眾大惑不解、疑雲頓生：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怎麼會倒閉？
人們也許並未意識到，中國從此開啟了企業倒閉之閘，接踵而至的企業倒閉連鎖反應，宣布我國國營企業改革到了關鍵時刻。
一夜之間，端了幾十年的鐵飯碗打碎了，中國出現了"下崗職工”這個時代的名詞。追憶曆史，下崗職工並非空穴來風，它具有沉重的曆史感，且具有參照性。
五十年代，被戴上“右派”、“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帽子的人常常被單位除名，下放偏遠農村，實行勞動改造。那實際上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問題的變相失業。
六十年代，天災人禍，經濟困難，工業紛紛下馬，大批工人“光榮返鄉生產”，回到農村原籍勞動。究其實，是我國因經濟滑坡而產生的第一次失業。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工人回鄉被稱為下放，幫助農業生產。他們淹沒在億萬農民中間，農民種田為主，不存在“失業”一說。
七十年代，一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學校停辦，青年人無書可讀。上千萬“紅衛兵小將”閑散街頭，無事可幹。大批知識青年奔赴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明眼人一看便心知肚明，又是一次失業潮。
八十年代，改革之初，知青大返城，城市人口爆增，沒有工作可做，待業青年比比皆是，待業即失業。
待業與下崗，一個性質兩種概念，區別僅在於：待業並非從國營企業富餘出來的人員，而下崗卻是手裏的鐵飯碗被砸了，單位僅發給生活費。
可見，下崗並非全是改革的副作用，而是曆史的必然。
中國，十二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哪個政府能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不同曆史時期的失業現象客觀存在，隻不過失業現象並未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
發展經濟，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迫使人們麵對嚴峻的事實：下崗。
當一個企業效益不佳、麵臨生存危機時，不得不裁減人員，精簡機構，縮緊開支，維持生存。下崗，乃是商品社會必然發生的現象。
不少虧損企業和單位不得不采取“丟卒保帥”的辦法。問題在於：誰見卒子7
而徹底倒閉的企業，則連這點權利也沒有，職工全體下崗。但仔細分析，這些下崗人員中，誰是最大的受損者？
我們麵對兩個問題，不得不作出回答：婦女。
1.1 女性下崗大趨勢
一九九二年中，具有百年曆史的重慶市針織總廠宣布倒閉，三千餘工人下崗，其中女紡織工占百分之八十九，在該市創女工下崗新紀錄。
緊接著，川棉一廠，陝西國棉九廠，江蘇棉紡廠……大批棉紡廠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相繼大量裁員。棉紡業不景氣舉國公認，而這些企業基本上是女工的天下，意味著女工下崗潮首先從棉紡業開始。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虧損企業好象展開了下崗競賽，許多國營企業大批裁員，縮小規模，這是多年計劃經濟造成的後果。在考慮下崗名單時，廠長經理們首先把視線轉向女職工。
據有關勞動部門統計：
一九九二年，全國下崗工人十二點五萬，其中女工占百分之五十五。
一九九三年，全國下崗工人三十萬，其中女工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九四年，全國下崗工人八十萬，其中女工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一九九八年八月止，全國下崗職工累計達一千三百萬，其中女職工占百分之八十八以上。
預計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全國還將有兩百萬下崗職工加入失業大軍，不用說，女職工仍將占絕大部分。
世紀之交，掀起下崗女工大趨勢。
方方麵麵的人料所未及。
陰盛陽衰
做女人難，明顯說對了一半；做名女人更難，普遍女人聽了富姐的調侃，恐怕氣得要罵娘。
女工下崗大潮洶湧。經濟滑坡，企業倒閉，單位裁員，倒黴的事兒首先攤在女人身上。下崗女工的心情，名女人們自然沒法體味。
曾幾何時，婦女解放運動遍及全國，姐妹們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女飛行員駕銀燕翱翔藍天，女司機開火車馳騁大地，女縣長、女市長與男子平起平坐，共商國家大事。女經理，女廠長，改革大潮中不讓須眉，大展身手。
更不要說中國體育陰盛陽衰，女足衝向世界，女排“五連冠”，乒乓球、羽毛球女運動員稱雄世界，令女權主義者牛氣衝天。文化界女作家出盡風頭，就連家務小事，婦女也大顯雌威，小男人“靠邊站”。
中國，一度成為婦女的天堂。
女性的輝煌，舉世矚目。
女性的成功，助長了自大心理，經久不衰，對時代的巨變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更不用說接受改革開放帶來的嚴酷現實；
婦女解放與女性下崗，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具有政治意義，後者則完全由經濟規律支配。但習慣性思維往往把這兩種概念混為一談，令婦女們憤憤不平：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憑什麼淨讓女人下崗？想不通！
滿足於榮譽，便不能冷靜地反省自身。女工下崗現象，恐怕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大鍋飯的犧牲品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企業生產習慣於指令性計劃，不按市場供求規律辦事。職工幹多幹少一個樣，大鍋飯人皆可吃。企業效益不和工人工資掛鉤，職工的貢獻差別無法體現，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男女職工體能和技能的差異，形成虛假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現象。
“國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物質文明落後，生活用品匱乏，但職工收入差別不大，人人心安理得，不思進取，高就業，低收入，限製了個人積極性，國家經濟長期落後，貧困拖了民族後腿，曆史向前進一步都艱難曲折。
改革開放後，舊的經濟體製被打破，我國迎來多元化經濟同時並存的繁盛時代。國營企業，私營企業，合資企業，獨資企業，各種經濟模式展開競爭，大顯神通，都想在市場經濟中站穩腳跟，爭一塊蛋糕。
舊的經濟體製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人員配置失當，必須進行改製，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尋找生存之路。
國營企業麵向市場後，男女職工平等現象被競爭打破，男職工的勞動技能和體能占了優勢，女職工自然成為“優先”下崗的對象。
大勢所趨，曆史必然。
女性生理劣勢
舊的產業結構中，關係到人民吃和穿的生產企業占有較大比重。這些企業大多屬於低技術密集型企業，如食品、棉紡織、日用品等行業。職工的勞動技能級別低，男女職工皆可勝任，不需要特殊的訓練和文化水平。在“男女平等”的指導思想下，大量家庭婦女走上工作崗位，與男子同工同酬，體現一定時期的政治導向。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已不適應現代社會，逐步提高技術含量和生產手段。低技術和高效益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落後的企業被淘汰出局。
以棉紡業為例，人造纖維大量進入市場，無紡布和噴氣紡織技術出現，使傳統紡織業嚴重萎縮，而這些企業女職工居優勢，下崗的命運不可避免。
其它低技術密集型企業同樣如此，未倒閉的工廠大多保留男工，這是從經濟效益出發，決非歧視婦女。從生理現象看，男性的體能優於女性，吃苦耐勞，適應變化。發達國家如日本，工廠主寧可給男職工配偶發放“家務工資”，也要她們呆在家裏，以保住工廠的經濟效益。
現代後工業社會中，企業自動化程度高，隻有那些具有高技術專業的女性能夠留在崗位上。大腦生理科學證明：女性長於 形象思維，適合從事社會科學類工作；男性長於數量邏輯，適合自然科學類工作。學校教育也表明：男生數理化成績優於女生，女生文史哲方麵超過男生。
性別優勢造成社會分工不同，工廠追求經濟效益，在聘用人員時當然優先考慮有技術特長的男職工，女職工隻能退居其次。
經濟越發展，企業技術含量越高。我國社會剛剛步入現代化門檻，舊企業富集的人員中，女職工不能與男職工競爭，下崗工人中女性居多，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規律。
1.2 下崗女工的心理挫折
改革進程勢不可擋，下崗大潮席卷全國。
目前，我國下崗女工接近千萬大關，並且還將突破此數，繼續增加。
許多習慣於“敲鍾吃飯，蓋章拿錢”的職業女性，忽然下崗，失去經濟來源，隻領微薄的生活費。有的企業徹底倒閉，社會保險未能及時跟上，下崗女工斷絕了經濟來源，內心的惶恐不安，可想而知。
中國老百姓素有“知足者常樂”、“小富即安”的小農經濟意識，如果連“知足”的條件也不複存在，怎麼讓人安定？
下崗女工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別人都沒下崗，怎麼偏偏是我？”這樣的疑問，無數次在下崗女工中閃現。
實在無法想通！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中國婦女在建設祖國的曆史時期，功不可沒，有目共睹。
市場經濟隻承認勝利者，失敗者不論過去多麼輝煌，打不動金錢冷酷的銅心。
下崗女工有的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走上絕路，以死抗爭。
下崗女工麵臨生存危機和精神壓力。
各級領導全力以赴，設法解決下崗工人的生活問題，減輕他們的思想壓力。
有的地方明確規定：夫妻中隻能下崗一人，不用說，女性首當其衝。
黨中央領導人三令五申，要求地方黨組織切實做好下崗工人的思想工作，妥善安排他們的生活。
江澤民主席視察黑龍江災區，特別到下崗工人家庭訪問，關心他們的生活。
朱鎔基總理所到之處，總要強調對下崗工人的關心，要求人民政府心係群眾。
在各級領導的努力下，上千萬下崗工人生活穩定，情緒平靜。這是中國政府創造的一大奇跡，表明人民擁護政府，政府關心人民，改革開放進程也因此未受下崗潮的影響。
然而，心理挫折畢竟需要時間來撫平，下崗女工不可能很快忘卻過去，進入新的角色。
這是個艱難而痛苦的心路曆程。
副廠長的戀舊情結
象往常一樣，馬玉蘭做好晚飯，全家老少圍坐在飯桌前，就著豬骨頭燉羅卜，吃得津津有味。
丈夫習慣地摸出一小瓶二兩裝的“二鍋頭”，他是個搬運工，體力消耗大，每頓喝兩口酒，舒筋活絡。
丈夫呷一口酒，伸出筷子去挾盤子裏的炒雞子，可是兒子小斌和寄住在家中的侄兒動作飛快，把炒雞子一掃而光。孩子讀初中，正需要營養。
馬玉蘭忙回廚房給丈夫端一碟炒花生米，以備急用。
這時候，小斌“啪”地打開那台18寸老式“北京”牌彩電，中央1台正在節目間歇播送公益廣告。熒屏裏，一位中年婦女默然不語盯著窗外，心事重重。丈夫模樣的男子在旁邊喃喃自語：
“自從她下崗後，話也少多了，心裏不好受，我勸她想開些，路自個兒走……”
馬玉蘭端著碟子不動，呆望著電視出神。
“啪”地一聲，碟子摔碎在地上，花生米四處滾動。
眾人一驚。
馬玉蘭放聲大哭，跑回寢室，“砰”地關上門。
耳目不靈光的公公嘟噥道：“怎麼回事呀，好好的就哭了，誰招惹她啦？”
丈夫沉重地歎口氣，揚脖將酒一飲而盡。
電視公益廣告講下崗女工的事，揭開了妻子心裏的傷疤。他明白。
馬玉蘭原是一家塑料廠的副廠長。那廠子不大，職工隻有八十來人，本是一家街道作坊。二十一年前，馬玉蘭趁知青返城的當兒，從鄉下回到城裏，一時沒有工作。居委會主任說，你去領導塑料廠吧。馬玉蘭立刻承擔起負責人重擔，和七八個老頭老娘們做塑料藥瓶。
那是怎樣的一個廠呀，月產值不到千元．馬玉蘭的月工資最高，也隻領到三十元。但到底是個工作，馬玉蘭很知足。艱苦奮鬥了七年，廠子規模漸漸擴大，利潤逐年上升，最多的時候領到五百元的月工資。廠子有了七八十人，劃歸市二輕局管理，成了正式的國營企業。
馬玉蘭總算鬆了口氣，靠著廠子，今生有保障了。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進入九十年代，塑料工業突然大發展，到處都在建廠，連郊區農村也冒出數不清的家庭塑料廠，生產涼鞋、日用品什麼的。大街地攤上擺滿廉價塑料製品，馬玉蘭的工廠開始滑坡，產品虧本也難賣出。熬了三年，虧損上百萬。最後上麵說，廠子沒法開下去了，倒閉吧。
工人們每人領了一千塊錢，工廠被一家房地產公司買去修房，連地皮也沒了。
馬玉蘭成了下崗職工，每月領八十元生活費，呆在家裏伺候老人、丈夫和孩子，標準的家庭保姆。她心裏苦悶極了，當年大小還是個領導，如今在家，說話低三下四，見人矮三分，不甘心哪。
她心裏的結打不開，最怕別人提到“下崗”二字。偏偏這兩年，電視、報紙上頻頻提到下崗現象，連廣告也談下崗女工，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馬玉蘭自從下崗後，成天呆在家裏，沉默寡言，不和外人交往，整個兒變了。她丈夫曾帶妻子去醫院，醫生說得了精神抑鬱症，搞不好會自殺。丈夫嚇壞了．警告全家不得在馬玉蘭麵前提“下崗”的事。但防不勝防，電視節目可由不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