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趣味有雅趣與俗趣之分，也有有趣與無趣之別。因此，透視一個人的人生與生活趣味，很容易辯別其人的品質與格調。積極樂觀之人的趣味自會活潑雅致，醉生夢死之人或者趣味低俗，或者毫無趣味可言。千萬種趣味的背後，其實都站立或匍匐著一個人。
據說美國大財閥之一，洛克菲勒的創立者約翰·D·洛克菲勒，是觀察人物的高手。他隻注意所要觀察人物的同事是如何看待這個人。根據對方的居住環境，他也能發現其真實的麵貌。譬如，利用假日出其不意地到同事家裏拜訪，隨意看看其書櫃上所擺放的書籍，即可了解對方的“興趣”，並從對方的興趣推斷對方的格調。
趣味與人生
人生應該充滿趣味，無趣無味的人生不免枯澀。但趣味也有雅俗之分：雅趣能讓人生詩意盎然，豐富多姿；俗趣則讓人生消磨意誌，麵目可厭。
中國化學家張子高業餘收藏古墨出名，藏品近千方，其中不少是明清墨中至寶，寫過多篇考證古墨的文章，還同葉恭綽、張？伯、尹潤生三位藏墨家編寫《四家藏墨圖》。好墨講究膠輕、煙細、杆熟，自然牽涉膠體化學的學問；張子高學化學，後來又專攻化學史，難怪他說：“藏墨是我的愛好，也是我研究化學史的一個小方麵。”職業和趣味竟如綠葉配牡丹，殊為難得。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也有這分福氣，他主張研究中國古建築必須重“見”，不能隻靠看書看圖，一生遊曆不少山川。《平郊建築雜錄》裏提到他和夫人林徽因1923年在遊香山途中發現杏子口山溝南北兩崖上的三座小小石佛龕、幾塊青石板經曆了七百多年風霜，石雕的南宋風貌依稀可辨，說是“雖然很小，卻頂著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裏，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築家有這樣的領會，梁思成名之為“建築意”。“意”，不太容易言傳，等於品味、僻好之微妙，總是蘊涵一點“趣”的神韻，屬於純主觀的愛惡，玄虛不可方物，如聲色之醉人，幾乎不能理喻。“趣味”若竟能歸為體係、附會實證，則“趣味”已非“趣味”，“趣味”凝固成“理念”矣。這正是袁宏道所謂“世人所難得者惟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惟會心者知之”。這是對的。但是，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份以為遠，說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識勢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一心追求高級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變得有身如梭，有心如棘，入理愈深，去趣愈遠，終致身價太高而找不到市場出路。這一層蘇珊·桑塔格看得比較通透，她標舉俗中求雅的享樂主義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養的人從此得以開懷，不必日夜為煩憂所累。這是可以幫助消化的”。琴棋書畫的最高境界講究能收能放，與此同理。張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跟大學問家的心境雖然不同，但斷非胸無丘壑，一俗到底，不然明亡後他又何苦入山著書？蕭伯納說愷撒有“知”有“趣”，所以一生毫無發明，更無道德勇氣。蕭翁此論當不得真，他隻是在故意挖苦西方用其人的“趣味”判斷其人的精神境界之標準。
品味跟精神境界當然分不開，可惜庸俗商業社會中把人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修養都化成“交換價值”，視之如同“成品”，隻認標簽不認內涵，品味從此去“品”何止千裏！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曹問：“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土，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大怒，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由此可見梁任公學問、胸襟跟曹雲祥不同：前者知趣，後者乏味；明乎此則會心微笑可也！
懂得看破功利社會怪現象而發出會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識“現代品味”的真諦，才可以在交換價值市場上立足且自得其趣。現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實在應該發笑，不笑就真是鐵石心腸了。在這樣精致的按鈕時代裏，沒有這一點品味的人注定寂寞。品無高下，要在一字耳！美國有個作家專寫一分鍾小說，他有一篇小說的故事說一位漢子半生潦倒，事業屢試屢敗，終於決心放棄追求成功，轉而向世人袒露心中的失敗意識，開設一家招牌叫“溫啤酒壞食品”的館子；豈料人人看了大為讚賞，都說他至情至性，天下一怪，館子客似雲來，漢子從此騰達了。說知趣，說品味，這個人算是正等正覺最上乘了；計窮慮迫、心機震撼之後靈機頓通，既不孤芳自賞，也不隨波逐流，結果性情和生計都保住了。所謂“窗內人於窗紙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他深諳此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