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於詞的貢獻，可以說如牛頓、愛因斯坦於物理學的貢獻一樣，是裏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過去隻有幾十字的短令發展到百多字的長調。在內容上把詞從官詞解放出來，大膽引進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語言，從而開創了市民所歌唱著的自己的詞。在藝術上他發展了鋪敘手法，基本上不用比興，硬是靠敘述的白描的功夫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聲波探測，就像電子顯微鏡掃描，你得佩服他的筆怎麼能伸入到這麼細微絕妙的層次。他常常隻用幾個字，就是我們調動全套攝影器材也很難達到這個情景。現在你對著這詞，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無盡，美不勝收。這種功夫，古今詞壇能有幾人！
藝術高峰的產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樣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柳永自己也沒有想到他身後在中國文學史上會占有這樣一個重要位置。就像我們現在作為典範而臨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裏一塊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頭，大部分連作者姓名也沒有。凡藝術成就都是陰差陽錯，各種條件交彙而成一個特殊氣候，一粒藝術的種子就在這種氣候下自然地生根發芽了。柳永不是想當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懷著極不情願的心情從考場落第後走向瓦肆勾欄，但是他身上的文學才華與藝術天賦立即與這裏喧鬧的生活氣息、優美的絲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發生共鳴。他在這裏沒有墮落。他跳進了一個消費的陷阱，卻成了一個創造的巨人。這再次證明成事成才的辯證道理。一個人在社會這架大算盤上隻是顆珠子，他受命運的擺弄；但是在自身這架小算盤上他卻是一隻撥著算珠的手。才華、時間、精力、意誌、學識、環境通通變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個人很難選擇環境，卻可以利用環境，大約每個人都有他基本的條件，也有基本的才學，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來全在他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怎麼處理。就像黃山上的迎客鬆，立於懸崖絕壁，沐著霜風雪雨，就漸漸幹挺如鐵，葉茂如雲，遊人見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當初這一粒籽有靈，讓它自選生命的落腳地，它肯定選擇山下風和日麗的平原，隻是一陣無奈的山風將它帶到這裏，或者飛鳥將它銜到這裏，托於高山之上寄於絕壁之縫。它哭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一陣悲泣（也許還有如柳永那樣的牢騷）之後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決心，既活就要活出個樣子。它拚命地吸天地之精華，探出枝葉追日，伸著根須找水，與風鬥與雪鬥，終於成就了自己。為什麼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為在逆境下你心裏想著一個世界，上天卻偏要給你另外一個世界。兩個世界矛盾鬥爭的結果你便得到了一個超乎這兩個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順境下，時時天遂人願，你心裏沒有矛盾，沒有企盼，沒有一個另外的新世界，當然也不會去為之鬥爭，為之創造，那就隻有徒增馬齒，虛擲一生了。柳永是經曆了宋真宗、仁宗兩朝四次大考才中了進士的，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絕大多數人都順順利利地當了官，有的或許還很顯赫。但他們早已被曆史忘得幹幹淨淨，隻有柳永至今還享有赫赫的聲名。
禍福無門，惟人自招
曆史學家在研究曆代王朝更迭時發現了這樣一個普遍現象：那就是每個朝代滅亡的原因都不是一個、兩個，而是諸多矛盾、悖謬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撲朔迷離，共同構成一個王朝敗落的綜合原因。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餡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蘇、杭州一帶，去搜索江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裏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後那裏畫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範致虛在京裏為後援，於是徽宗的心裏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子。
後來童貫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應奉局”，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裏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