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目前正處於“較低”層次的人口、生態學和“較高”層次的政治經濟這兩個層次上的危機時代。這麼多年來可以看出，國際會議以及媒體輿論所熱衷討論的是“較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危機，民族集團間的權力競爭是導致這個危機的直接原因，他們都擁有，或者希望擁有利用戰爭以破壞對方經濟力的廣泛手段，以達到消除對方威脅力的目的。而對於人口、生態或世界資源等“低”層次的危機，媒體輿論或較重要的會議卻抱著漠視的態度，很少涉及和注意這些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的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係人類命運的大事往往被委托給那些沒有實權的下級委員所組成的人口、生態、環境、健康、糧食等等問題之類的機構或委員會議。而握有實權的人和機構或委員會總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解決人際關係的矛盾問題上。可是，他們忽視了那些“低”層次危機與那些“高”層次政治經濟危機同樣嚴重。“低”層次危機是水，“高”層次危機是船，正是這樣重要的關係，相反，關係到人類命運的危機才是高層的，而那些爭權奪利的政治經濟危機才是低層的，因為那些“高”層次危機如果不與以、生態學、生物學、宇宙論為基礎而形成的問題共同研究，到頭來還是無法解決。如果隻將注意力與精力集中於經濟論與政治論，那麼就難以解決甚至根本不可能解決低層次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則，如果漠視它，低層次危機將使政治經濟問題不但解決不了，反而還會逐漸惡化。我想，在人類普遍都擔心“‘2012’世界末日”到來的今天，重點討論低層次危機的某些層麵大有必要，因為一個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似乎已經影響或即將影響到人類的生活、民族的行動以及政治家的政治生命。
2006年6月24日，一家名為“公眾”的俄羅斯電視台插放了一組畫麵，顯示發生在俄羅斯南部斯塔夫洛波爾地區的一塊成熟的大麥田裏的4個有規則的對稱的圓圈，似乎有人以順時針的方向把圓圈中的莊稼削平。這塊農田的主人在發現這些圓圈後，立即報告給了斯塔夫洛波爾地區的安全部門，並請他們來調查是哪個“流氓”破壞了他的莊稼。這4個圓圈中最大的直徑長達20米，其餘3個的直徑分別為3-5米。另外，人們發現了一個深20厘米的土洞，位於最大的圓圈的中心處，洞麵光滑。安全官員排除了是人力所為的可能，但是在現場也沒有發現任何化學物質和輻射現象。這樣，他們就猜測著個麥田怪圈是外星人造成的，而且推測“他們可能使用了與人類不同的起飛和著陸原理”。而當地的一些居民也聲稱，他們曾經看見了所謂的外星人降落。據說這些外星人從降落到重新起飛離去隻用了幾秒鍾時間，那麼，外星人製造的那個深20厘米的土洞又是幹什麼用的呢？“公眾”電視台將此解釋為，這是外星人用來“土壤取樣”的。
關於麥田怪圈近幾年有諸多的報道，並且各界專家都對其做過深刻的研究，結果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我認為，所謂的麥田怪圈，大部分都是來自太空外的不明飛行物留下來的，不是可以外星人刻意繪製的，而是不明飛行物著陸以後留下的痕跡。就像汽車的輪胎印記，這些怪圈，正是外星人的飛行器底部的紋路，著陸後，由於飛行器底部某種氣體的輻射所導致的。雖然不知道怪圈中間那個深20厘米的土洞的用途，但我還是比較傾向於“土壤取樣”這一說法，因為外星人將飛行器停在田地裏，除了土壤取樣，似乎並沒有別的令人理解的意圖。
那麼外星人來地球的莊稼地裏進行“土壤取樣”做什麼呢？我提出這樣兩個假設：一、外星人知道人類是依賴莊稼生存的，但外星人不明白這些植物可以維持生命的原理，或者不明白土壤為何能生長出可供人類食用的糧食，於是就取樣研究。當然，也不排除它們來地球進行土壤取樣的目的是，看地球田地的土壤能不能生長出可供他們食用的物質。二、假設外星人是天國的神，也許上帝已經知道了地球今天的狀況，人類對土地的破壞已經非常嚴重，可能未來地球上的土壤將不可能再長出莊稼。於是，上帝派神前來取樣，以研究土地被破壞的程度，以及研究人是以何種方式破壞土地的。研究的目的是，可以精確掌握人類會不會因基因改造而創造的新物種而影響到健康，這些基因農作物有沒有潛在的危險，甚至基因改造所演化出變異的微生物會不會使人類走向毀滅。
如果傾向於第二種假設，那麼就有一個問題，上帝為何要擔心這個連人類自己都不去擔心的問題呢？答案依然是老生常談的那句話，因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信仰，人類貪婪自私的本性在這個物欲至上的時代顯露無遺，全世界的人都瘋狂地追求物欲了，極盡貪婪地享受著每一天，肆意地揮霍著自然資源。他們似乎從不想未來的諸如這樣的一些問題：當一切可以“拿來”的資源都被吃光用盡後，當生長糧食的田地被日益擴張的城市建築蠶食而盡後，當延續我們的生命之水幹涸枯竭後，當工廠的濃煙扼殺了最後一顆麥穗後，那麼留給我們後人的將是一個朽木死灰、無法生存的廢墟。
地球上豐富的資源，足以供給今人或後人衣、食、住、行之所需。而現在的情況是，相對全人類而言，大部分人類依然窮困，且不說享受生活、醫療、教育、公益等社會福利，目前的情景來看，他們甚至連溫飽都是問題。我思考過他們悲慘的原因，其實還是來自人類的行為，完全錯誤的生產方法以及更為錯誤的分配方式鑄成了這一悲慘情景。我想，這完全與人類自身的貪婪、自私、冷漠有直接關係，當然，也與一個國家的政府體製有關係。比如說，一個國家的政策是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服務的，但是在執行的時候無法用機器，而是人來具體執行的。人是有自私和貪婪的本性的，它抗拒了不了誘惑，征服不了物欲，所以在執行一切政策的時候難免會受到這些本性因素的幹擾，就無法像無私無欲的機器那樣做到公平公正。我想，無論是配給製度還是無限製資本主義、修正通貨等等凡能想到的有效辦法都行，隻要每個國家的政府以及執行者都能徹底付諸實施，全人類就能生活在幸福中，饑饉與匱乏也將變為富裕。
對我來說，讓地球變成“甜蜜王國”，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跡，是奇跡就意味著並不是容易發生的事。當然，這種奇跡可由政治和經濟的計劃得以實現，但是事實好像還不容樂觀，當這類“高”層次的探討轉移到生物和生態學所發生的問題研究時，更大的危機就出現了——世界資源對世界人口來說並不充裕。按照人的營養需求，縱使生產糧食的全是肥沃之地，也難以保證目前人口都能有足夠的食物，而事實上大部分土地都是很貧瘠的。世界人口仍在繼續增加，這就意味著糧食供應還要不斷增加。雖然在這期間，科技還要不斷發達，事物還要不斷發展，但糧食不足仍然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自然環境的破壞更是一個問題中的問題：“近代人創造了兩種足以消滅文明的方法：一為原子戰爭，一為世界性的土壤侵蝕。在這兩種方法中，土壤侵蝕具有更惡劣的破壞性。戰爭破壞文明母體的社會環境。土壤侵蝕則破壞了它的基礎——自然環境。換言之，原子戰爭會破壞某種特定文明——例如西歐式或產業式的變種文明。但土壤侵蝕若不加以防止，卻會消滅任何文明發生的可能性。”（福特·謝巴德：《食物與饑饉》）
在逐漸擴大和深化的自然貧困中，人類的貧困也跟著逐漸擴大和深化。隨著世界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種越來越頻仍，但最終還是貧瘠無用。美國和澳洲的沙土地帶由於幹燥期過長，土壤就會日複一日地被風帶走。眼前的情勢是，雖然一些環境組織付出了一些行動來治理土壤荒漠化的問題，但由於治理不周，或者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沒有持久性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治理，中美洲將繼續變成沙漠。而南美的多數地區，因山坡傾斜度太大，土壤將會不斷流入水中，久之土壤就會流失，並形成一係列的惡性循環。在非洲情況似乎更不樂觀，撒哈拉沙漠猶如一塊不治的牛皮癬，不斷在延伸並擴大；赤道地區，人所能居住的高原與山地，正在遭受侵蝕的威脅；而南部平原猶如逐漸脫發的禿頂，是一片逐漸缺草的黃土地帶，甚是淒涼。據報道，目前熱帶雨林以每年1700萬公頃的速度減少，幾乎每分鍾就有36個足球場大的森林消失。亞洲同樣陷入可悲可歎的狀態，尤其是中國，城市麵積的不斷擴大，化工的汙染，耕地麵積逐年減少，而目前的情形是，耕地大多被荒廢，雖然國家下發補貼鼓勵農民種田，但這種地荒的局麵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製。
上述情況大多都是人為造成的，亂采濫伐、濫征亂建，以及各種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嚴重地威脅著自然環境。可以說人類對自然環境所犯下的罪行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
關於土地，在快速發展的中國，建設用地始終沒有得到有效的控製，耕地被荒或被征作它用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甚至農民的觀念受經濟社會的影響也發生了巨變，普遍出現“棄田從商”這種可悲的情況，將田地承包出去或賣掉，而自己去從事其他行業。這是曆史和傳統觀念造成的，儒家思想統治了中國人幾千年，中國人深受一些消極的或偏執性的儒家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認為農民是下等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中國古代，為了考取功名，一輩子精力都放在讀書上了。有了功名就有了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自然也就成了地主，顯然，人人都想當地主而不想當農奴。並且那些無力或無法讀書的人，則把讀書人視為聖賢，倍加尊崇，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宿命論，農民越來越下等，讀書人越來越高等，被看成是天生高貴，而農民則隻有認命，自認為天生就是窮苦命，就是下等人。直到現在，中國人骨子裏還有這種觀念，尤其在農村，農民供孩子讀書，考大學，無非就是想逃離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剝掉“農民”這張皮。古人有“士農工商”的說法，這裏可以看到古代對各行人的等級排序，排在第一的“士”，自然是讀書人，有功名有官銜之人；而“農”被排到第二，說明農業的重要，以及古代對農民這一身份的尊重；“工”被排在第三，說明古人看待工人還是比較公正的，最起碼工人自食其力所得的；但是“商”卻被排到了最後，這不言而喻，商者是通過一種買賣行為，是一種在那時候看來並不光彩的從中漁利的手段，所以它在那個時代被視為身份最低的階層。但是到了現代，“商”卻排到了第一，商人的身份幾乎大於所有身份，當然，在這個注重物質享受的時代，這種觀念是深刻的，也是普遍的。這種情況到了現代是全球性的問題，不僅在中國，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如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認為的那樣，人類利己的動機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暗中推動一切經濟行為，以及社會行為。“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自耕農被看做是下等人，其地位甚至低於景況略好的手藝人和工匠；在歐洲所有地區，他們被認為是低於大商人和工廠主的。因此，很少會發生有錢的人放棄富貴的地位而置身於下層的事情。”（亞當·斯密：《富國論》，182頁，唐日鬆等編譯，華夏出版社）這種情況下，土地改良就成了世界性的難題，農民因為從土地中所得的僅勉強維持生活，所以投入到土地改良的有限，而作為國家，投入土地改良的更是少之又少，或者說，這一問題根本就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即使在現在的歐洲，也很少有資本會從其他的行業進入農業，去從事土地改良。”（亞當·斯密：《富國論》，182頁，唐日鬆等編譯，華夏出版社）